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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四 几桩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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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但凡得罪、顶撞过曹的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实在找不到岔子,就诬以谋反;谋反的赃也栽不了,便诬以“腹诽心谤”腹诽心谤可是既说不清又不要证据的事,当然一抓一个准。这种以“腹诽心谤”为罪名杀人的事,刘邦干过,汉武帝刘彻干过,曹干起来也很得心应手。那个道德最高尚、品行最端正、作风最正派,在群众中威望最高的崔琰,就是这样被曹整死的。

  崔琰,字季珪,是当时最为德高望重的名士,史书上称他“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于朝”也就是清廉忠贞,正派儒雅,既有高风亮节,又有远见卓识,看人看得准,做事做得正,而且仪表堂堂,凛然于朝,据说连曹看到他,也为他那一身正气而慑服(太祖亦敬惮焉)。事实上曹也很推崇他,说他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伯夷是所谓“君子”的典型,据说他“目不视恶,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史鱼则是所谓“直臣”的典型,因卫灵公不纳他的忠言,便在临终前留下遗嘱,不让家人给他在正堂治丧,终于用这“尸谏”的方式,迫使卫灵公改正了错误。所以孔子说:正直啊,史鱼!国家有道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他也像箭一样直。孟子则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贫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认为崔琰是众人的表率,时代的楷模。

  崔琰也确实不负众望。他在担任组织部长兼人事部长职务期间,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文武群才,多所明拔),而且量才录用,不讲情面,以致“朝廷归高,天下称平”杜绝了用人的腐败,树立了朝廷的威望。

  崔琰又是一个光明磊落、怀坦的人。曹晚年,曾为立嗣问题苦恼,不知是立最年长的曹丕呢,还是立最有才的曹植。于是便以信函密问百官,请他们陈述意见,密封以答。惟独崔琰却“板”(不封板牍)公开作答,说根据《秋》之义,立子以长,何况五官中郎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我崔琰愿以死恪守正道。曹一看,大为惊异。因为曹植正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不举荐曹植而举荐曹丕,说明他确实是处以公心的,连曹也不得不“喟然叹息”敬佩他的大公无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被曹杀了,而且完全是诬杀。杀他的理由,就是“腹诽心谤”以所谓“腹诽心谤”为罪名来杀人,原本就是混账逻辑,更何况说崔琰“腹诽心谤”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事情是这样的:曹做了魏王之后,有一个名叫杨训的人写了表章,称颂曹的功勋和盛德,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他合权势,为人虚伪。进而又议及崔琰,认为他居然举荐杨训做官,是他作为组织部长的失察和失职。于是崔琰便把杨训奏章的底稿要来看了一下,给杨训写了一封短信,说:“省表,事佳耳!时呼时呼,会当有变时。”此案便由此而起。

  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崔琰写这封信的真实想法和动机,但此信确实有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它直译过来是:表章我看过了,事情做得还算可以嘛!时间啊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也一定会发生变化的!这里的关键是:那个还算可以的事是什么事,而那个会发生变化的情况又是什么。它们可以理解为:杨训的这份奏章写得还算可以,或他上奏章这件事做得还算可以,而随着时间的迁移,人们对杨训的看法也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理解,就事论事,顺理成章。

  但告密的人不这么理解。他的解释翻译过来就会是这样:表章我看过了,曹某人做的那些事还算是可以嘛!天时啊天时,总会有变的时候。所以曹愤怒地说:老百姓通常都讲,生个女娃儿罢了,不过“还算可以”而已,这个“耳”字不是好字眼。“总会有变的时候”更是出言不逊,别有用心!于是便处崔琰以髡刑输徒。也就是剃个头,送去劳改队吧。崔琰受此凌辱,内心却很坦然,行止如故,辞不挠,毫无猥琐卑屈、摇尾乞怜的样子。那个告密者又去报告曹,说崔琰并无认罪悔改之意。曹便下手令说:崔琰虽然受刑,却仍接宾客,门庭若市,说话抖动着胡须,看人直瞪着眼睛,好像心怀不嘛!三天后,负责监视崔琰的官吏报告说崔琰并未自杀,曹竟发怒说:崔琰难道一定要我去动刀锯吗?崔琰听说这话,点点头说,这是我的不是了,不知曹公竟有这个意思。于是从容自尽。

  崔琰之死,无疑是当时最大的冤案。连陈寿作史时,都忍不住要说:“太祖(曹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崔)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其实,崔琰并无“不虔”而曹早有杀机。公元204年,曹攻克邺城,平定袁氏,领冀州牧。他得意洋洋地对刚从冀州监狱里救出来、当了他的别驾从事的崔琰说,昨天我查了一下户口,这一回我可得三十万人,冀州可真是个大州啊!谁知崔琰却说:如今天下分崩,九州分裂,袁氏弟兄同室戈,冀州百姓尸荒野。王师驾到,没听说先传布仁声,存问风俗,救民于涂炭,反倒首先算计能得到多少兵甲,以扩充实力为当务之急,这难道是敝州男女老少寄希望于明公的吗?这一番义正词严,吓得旁边的宾客脸都白了,曹也连忙收起得意的神态,向崔琰道歉。因为这实在是正义和正直的声音,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但那疙瘩,也就结在了心底。应该说,从204年结怨,到216年杀人,曹等了十二年,他已经等得够久的了。

  我们不要忘记,专制时代那些掌握了权力的家伙,没有一个不打击报复、公报私仇的,曹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就连最窝囊最低能的皇帝和官员都会这一手。所不同的仅仅在于:有的人会当场翻脸,立即实施报复;有的人则会为了长远的目标和更大的利益。先忍下来,等到秋后再算账。

  但,是秋后算账还是当场翻脸,却是英雄或雄与狗熊或笨蛋的分野。

  于是,崔琰便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是君子;曹则用崔琰的死,证明自己是雄。

  孔融的死则有所不同。

  孔融,字文举,据说是孔夫子第二十世孙,来头自然很大。他小时候便很聪明,被视为“神童”;十六岁时为掩护受宦官迫害的张俭,与哥哥孔褒争死,被视为“义士”于是孔融便名天下,世人皆知,与前面说到过的那位边让同为“后进冠盖”三十八岁就当了北海相。后来,他又被曹请到许昌,当了主管工程的将作大臣(建设部长)。每次朝廷开御前会议,都是他作主发言人,其他卿大夫则不过挂名委员而已。

  孔融的才气大,名气大,脾气和架子当然也不小。197年,袁术称帝,曹便想公报私仇趁机杀掉与袁术有婚姻关系的太尉杨彪。孔融听说后,立即去找曹,说《周书》有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推托说,这是上面的意思。孔融心想,扯你妈的淡!嘴上也不饶人:莫非成王要杀召公,周公也说不知道?如今天下人敬仰您,只因为您聪明仁智,办事公道。如果滥杀无辜,只怕天下人都要寒心。首先第一个,我孔融堂堂鲁国男子汉,明儿个就不来上班了!曹想想他说得也有道理,就不杀杨彪了,但心里肯定结了个疙瘩。

  然而孔融却不放过曹,一有机会就找他的岔子,用讽刺挖苦和故意捣乱的方式来发他对曹的不。曹攻破邺城,曹丕把袁熙的子甄氏抢来做小老婆。孔融就给曹写信,说当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周公了。曹因孔融博学,以为真有这事,便问他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孔融回答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又比如曹为了节约粮食,下令酒,说酒可以亡国,由此非不可。孔融又跳出来唱反调,说天上有酒星,地上有酒泉,人间有酒德,酒怎么可以?再说从古以来就有因女人而亡国的,怎么不女人?这些话,当然让曹很不受用。但孔融来头大,名气大,曹轻易也奈何他不得,但“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

  如果孔融只是说些讽刺刻薄话,也许曹忍一忍也就罢了。可惜孔融还要攻击曹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对曹的每一重大决策都要表示反对,这就使曹不能容忍了。加上孔融和刘备关系非同一般,曹又正好要用兵荆州。留着这样的人在朝中,如何放心得下?于是曹便决定在消灭刘备之前,先消灭了孔融。

  杀孔融毕竟不是杀别的什么无名鼠辈,还得讲点法律程序。因此曹便任命郗虑去当检察长(御史大夫),查一查孔融有什么问题。郗虑原本与孔融不和,对曹的任命自然心领神会,很快就收集到孔融的罪证,并让一个叫路粹的人写了举报材料。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扬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劉(刘)字。这便是谋反了,当然该杀,可杀。于是孔融很快就被下狱、处死、弃市,老婆孩子也统统受到株连。

  不过曹杀孔融,用的却不是“谋反”的罪名,而是“不孝”的罪名。据路粹的揭发和后来公布的罪状,孔融有两条“反动言论”一是说:父与子,有什么恩?论其本义,不过当时情发作而已。子与母,又有什么爱?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倒出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二是说:闹饥荒时,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好,便宁肯拿给别人去吃。这样的言论,当然是“不孝”所以曹在布告上恶狠狠地说:“融违天反道,败伦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不但该杀,而且还杀晚了。

  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也是典型的专制政治。首先,我们不知道孔融是否真有上述言论。但曹说有,那就有,不容申辩的。其次,即便有,也顶多是不像话,有错而无罪。但曹那个时代是不讲人权的,连“腹诽心谤”都有罪,何况“猖狂攻击”?当然该死。第三,曹自己说“唯才是举”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也不要紧,怎么可以因为不孝而杀人呢?岂非出尔反尔、自打耳光?再说,孔融只不过有不孝的言论,曹还把它用到组织路线和人事政策上去了,岂不更该杀?不过,这些话我们并不能去问曹。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其实,曹用不孝的罪名杀孔融,用心是很深的,再次表明曹是极有心计的政治家,而孔融是意气用事的书呆子。首先,汉王朝历来主张以孝道治天下。曹杀孔融,说明他维护孝道,而维护孝道就是维护汉室。这就光明正大,同时还洗刷了自己“谋篡”的嫌疑,政治上又捞了一票。其次,这样做,不但能消灭孔融的体,还能诋毁孔融的名誉。你想,孔子的二十世孙居然主张不孝,他的人品还靠得住吗?一个连祖宗都背叛的人,难道还不该死吗?显然,曹不但要整死孔融,还要让他死有余辜,死了以后也翻不过身来,遗臭万年。这一招是非常狠毒也很厉害的。陈寿作《三国志》时,便不敢为孔融立传。

  说来曹的杀孔融,确有正一正风气的目的。只不过这风气与孝不孝的没有什么关系,却与政治关系颇大。我们知道,东汉末年,许多名士都以“清”相标榜。其中自然有洁身自好的高洁之士,也不乏沽名钓誉之徒。但不论何种“清”共同的特点,是才气大脾气也大,或没有才气脾气却很大。他们都自命清高,不肯与所谓俗人来往,也不肯与当局合作,或装作不与当局合作。如果只是个人生活闹闹脾气,还不要紧,然而他们还要把这种风气带到政治生活中来,而且得影响很大,这就不能不让曹头疼。曹是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要专政,岂容别人天天说他的怪话?他要用人,岂容大家都不来合作?这就要杀一儆百,才能一正风气,而孔融正好是这样一只大公。所以他要杀孔融,还要批判他。对另一个才气和脾气也很大,地位和影响却不如孔融的人,就不去动他,而是交给别人去杀。

  这个人,就是祢衡。

  祢衡,字正平,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人。《后汉书》说他“少有辩才,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也就是非常意气用事,非常刚愎狂傲,喜欢故意和时尚唱反调,和别人过不去,也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意思。大约意气相投之故,他和孔融的关系非常之好,无话不谈。孔融那两条不孝言论,据说就是对祢衡说的,并由祢衡到处散布传播。路粹还揭发说,孔融和祢衡相互吹捧。祢衡说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则夸祢衡是“颜回复生”路粹的举报材料一再提到祢衡,可见孔融一案,在某种意义上是祢衡一案的延续。

  祢衡的被杀,当然首先是得罪了曹。孔融因爱祢衡之才,多次向曹举荐祢衡。曹自己也是爱才的人,便也想见一见这位名士。可是祢衡却看不起曹,自称狂病,不肯前往,背地里又大放厥词,讥讽曹。曹哪里受得了这个?但考虑到祢衡才气大名气大,也并不想杀他,只想杀杀他的威风。听说祢衡善击鼓,便召祢衡为鼓吏,并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这回祢衡倒是来了,而且鼓击得十分精彩漂亮“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祢衡又走到曹面前,却被负责礼仪的吏员呵住,说鼓吏应该换上特殊的服装,你怎么就这样走进来了?祢衡说:是。于是便当着曹的面,不慌不忙一件一件下自己的衣服,得赤身体一丝不挂,然后又慢慢换上制服,再奏鼓曲而去,脸上没有半点羞愧的意思。这一来,曹反倒得下不了台。不过曹到底是曹,便呵呵一笑对宾客说:我本来是想羞辱一下祢衡的,没想到反而被他羞辱了。

  这事连孔融也觉得太不像话,下来就责备了祢衡一番,并再三申说曹的慕才之意。祢衡便答应见曹。孔融十分高兴,立即跑去对曹说了。曹听了也很高兴,马上吩咐门人,祢衡来了立即通报。谁知一直等到下午,祢衡才来,而且也不是来道歉,而是来骂人的。只见他身穿一件单布衣,头顶一袭葛巾,手上一,往大营门口一站,开口就骂。一边骂,还一边用木击地,骂得抑扬顿挫,有声有。曹然大怒,回头对孔融说:祢衡小子,算什么东西!孤要杀他,不过杀一只麻雀老鼠罢了!

  祢衡这事做得确实不地道。至少是,他不该把孔融也卖了,得孔融里外不是人,也让曹看不起。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极度的蔑视,曹甚至懒得亲手处死他,而是把他打发到刘表那里去。刘表素有宽和爱士的名声,祢衡去了以后,如能改弦更张,和睦相处,倒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可惜祢衡江山易改,本难移,最终与刘表闹翻,又被刘表打发到黄祖那儿去。黄祖是个大老,哪里吃祢衡这一套?一次宴会上,祢衡又出言不逊。黄祖呵斥他,他反以骂言相对。黄祖大怒,喝令拉出去打股,祢衡却越骂越凶。黄祖再也忍无可忍,便下令杀了这小子。正好黄祖的主簿平时就痛恨祢衡,立即忙不迭地就把他杀了。祢衡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岁。

  祢衡的死,多少有些咎由自取。他实在做得太过分了。在所有冤死的文士中,他最不值得同情。认真说来,他其实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他的自高自大,就是他自私的表现。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所以他谁都看不起。为了表现他的所谓傲气,不惜把自己的朋友孔融推到极为尴尬的境地。这就不能算是英雄,只能叫做混蛋。

  事实上祢衡的所谓傲骨,毫无正义的内容,只不过是他自我表现的恶而已,而且到了不惜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地步。那时,许昌刚刚建都,四方豪杰,云集于此,人才济济。有人建议他与陈群、司马朗交往,他一脸的不屑,说我岂能和杀猪卖酒的人打交道!陈群,字长文,祖父、父亲、叔父都是当时的名士,他本人也和孔融是朋友,同朝为官,并不是杀猪的。司马朗,字伯达,世家子弟,是司马懿的长兄,当然也不是卖酒的。祢衡这样说,只能显示他的狂妄。别人又问他,那么荀彧、赵稚长怎么样呢?荀是曹的头号谋士,一表人才;赵是当时的寇将军,饭量颇大。于是祢衡便嘴巴一撇说:荀某可以凭他的脸蛋去司仪吊丧,赵某凭他的肚皮可以去监厨请客。总之,祢衡谁都看不起,稍微看得顺眼一点的也就是孔融和杨修。但祢衡对他俩也不客气,常常对人说,也就大儿子孔文举(孔融),小儿子杨德祖(杨修)还凑合,其他小子提都提不起来。祢衡说这话时,自己不过二十出头,孔融已经四十岁了,竟被呼为“大儿”祢衡的狂悖可想而知。

  如此狂悖无礼的人,人际关系当然也好不了,而祢衡似乎也不想搞好关系。他被曹驱逐出境,众人来送他,他却大摆架子,过了老半天才来,气得众人坐的坐,躺的躺,都不理他。祢衡却一股坐下来放声大哭。大家问他为什么哭,他说坐着的是坟堆,躺着的是尸体,我夹在坟墓和尸体之间,能不难过吗?这样喜欢骂人,而且骂起来这样尖酸刻毒的家伙,有谁会喜欢?

  实际上祢衡正死于他的盛气凌人。他到刘表那里,刘表把他奉为上宾,他却不断讽刺刘表的左右亲信。于是这些人便到刘表那里去打小报告,说祢衡承认将军仁爱宽厚,却以为不过妇人之仁,没有决断能力,必败无疑。这话击中了刘表的要害,但祢衡却并没有说过。然而说它出自祢衡之口,却谁听了都信。于是刘表恼羞成怒,便把他打发到黄祖那里去。曹送祢衡到刘表那里,是知道刘表宽厚,对祢衡也尚有网开一面,希望他能好自为之的意思。刘表明知黄祖暴躁,还要把祢衡往他那里推,就是存心和祢衡过不去,甚至有借刀杀人之意了。

  说到底,祢衡是死于没有法制和人权。因为无论祢衡多么可恶和讨厌,至少罪不当死。但可以肯定,即便是在讲法制和人权的社会,他也不会讨人喜欢。

  相比较而言,杨修死得有些不明不白。

  杨修,字德祖,太尉杨彪之子,也是一个聪明绝顶、极有才华的人,连狂妄冠军祢衡也承认他还算个人物,呼他为小儿。杨修又是一个谦恭的人。他的死,并不因为得罪了谁谁谁。史家一般认为,杨修是死于立储之争。当时曹丕和曹植争当太子,而杨修是帮曹植的。曹决意立曹丕为嫡以后,为了防止杨修给曹植出坏主意,同曹丕对着干,惹麻烦,得兄弟相争,祸起萧墙,便在自己临终之前一百多天,把杨修杀了。

  此说甚为可疑。杨修确实是帮过曹植,但杨修并非曹植死。曹丕被立为太子后,杨修就想疏远曹植。曹植却一再拉拢杨修,杨修“亦不敢自绝”曹植毕竟是曹的爱子,即便当不上太子,也是得罪不起的。杨修虽然出身名门,四世太尉,和袁绍兄弟一样也是“高干子弟”父亲又是当朝太尉,但此刻连皇帝都成了曹的玩偶,太尉又算什么东西?杨修对曹氏兄弟不巴结着点,又能怎么样呢?

  何况杨修和曹丕的关系也不坏。杨修曾把一把宝剑献给曹丕,曹丕十分喜欢,经常把它佩带在身上。后来曹丕当了皇帝,住在洛,也仍佩带这把宝剑。有一天,曹丕从容出宫,忽然想起了杨修,便抚着宝剑喝令停车,回头对左右说:这就是当年杨德祖说的王髦之剑了。王髦现在在哪里呢?及至找到王髦,曹丕便赐给他一些粮食和衣物。俗话说,爱屋及乌。曹丕这么喜欢这把宝剑,喜欢到连王髦都要赏赐;提起杨修时,称他的字不称他的名,都说明曹丕对杨修还是有些感情的,至少不那么反感。曹丕自己都不想杀的人,曹替他杀什么!

  曹是为自己杀杨修的。

  杨修这个人,虽然大家都公认他聪明,其实不过小聪明。他辅佐曹植,多半因为揣度曹会立曹植。所以尽管两兄弟都和他交往,他还是倒向了曹植。曹植失势后,他又想开溜,这都是小聪明的表现。他给曹植出的那些点子,也都是小聪明。有一次,曹命令曹丕、曹植兄弟各出邺城门外办事。事先又密令门卫不得放行。杨修猜中了曹必然有此安排,便事先告诉曹植说,万一门卫不放侯爷出去,侯爷身有王命,可以杀了他。结果曹植出了城,曹丕没出去。但曹的这一安排,是对兄弟俩的综合考察,既要察其才,更要察其德。曹植表面上赢了这场比赛,却给曹留下了曹丕仁厚、曹植残忍的印象,实际上输了。杨修知其一,不知其二,看得并不远,所以是小聪明。

  这种小聪明常常使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杨修喜欢揣度曹的心思,常常替曹植预先设想许多问题,并写好答案。每当曹有事询问时,便把事先准备好的合适答案抄录送上去,希图给曹“才思敏捷”的印象。然而一来二去,曹便起了疑心,心想曹植再聪明,也不至于如此之快呀!派人一查,就查出了原因。从此便对曹植有了看法,对杨修则更是厌恶之极。

  可惜杨修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常常要卖小聪明。他身为曹主簿,却又不肯老老实实坐在办公室里,老想溜出去玩。可是又怕曹有问题要问,于是每当外出时,都要事先揣度曹的心思,写出答案,按次序写好,并吩咐侍从,如果丞相有令传出,就按这个次序一一作答。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阵风吹来,纸张的次序全了。侍从按了的次序作答,自然文不对题。曹然大怒,把杨修叫来盘问。杨修不敢隐瞒,只好老实代。曹见杨修这样对付他,心中自然十分忌恨。

  更糟糕的是,杨修还要在众人面前卖这种小聪明。有一次,曹去视察新建的相国府,看后不置可否,只让人在门上写了个“活”字。杨修便令人将门拆掉重建,说:“门”中“活”就是“阔”丞相是嫌门太大了。又一次,有人送给曹一盒酥糖。曹吃了一口,便在盒子上写了个“合”字交给众人。众人不解,杨修却接过来就吃,并说:不是“人一口”吗?如果说这尚属雕虫小技,无伤大雅,那么,他在军中的表现就会让曹大起杀心。公元219年,曹亲率大军,从长安出斜谷,进军汉中,准备和刘备决战一场。谁知刘备敛众据险,死守不战。曹攻不得进,守无所据,战守无策,进退两难。有一天部下向他请示军中口令,竟答应以“肋”杨修听了,立即收拾行装。大家忙问何故,杨修说:肋这玩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主公是打算回家了。

  这一回又叫杨修猜中了,可这一回只怕也就要了他的脑袋。果然,不到半年工夫,曹就杀了杨修,罪名是“言教,关诸侯”大约相当于漏国家机密罪、结营私罪和妖言惑众罪。

  据说,杨修临死前曾对人说:“我固自以死之晚也。”但如果他以为他的死,是受曹植的牵连,那就是死都不明白。杨修不明白,他是生活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之中,而曹又是这种体制下罕见的几个“雄猜之主”之一。这类人物,猜忌心和防范心都是很重的。他们最忌恨的,便是别人猜透他们的心思。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一人专政的独裁统治,就必须实行愚民政策和特务政治。别人的一切他都要掌握,自己的想法却不能让别人知道,除非他有意暗示、提醒你。总之,独裁者必须把自己神秘化,才能显得“天威莫测”让别人战战兢兢,自己得心应手。杨修对曹的心思若观火,而且连将要提问的次序都能猜到,这实在太恐怖了。有这么个像X光机一样的人物守在自己身边,曹还能玩政治吗?如果杨修猜出来了却并不说出去,也许还好一点。他又偏要到处张扬,这就至少会显得曹城府不深,不过如此,就会启动一些人的不臣之心。因此,杨修这颗钉子,非拔掉不可。可以说,祢衡之死,是因为他太不了解人;杨修之死,则因为他太了解人。而且,他们又都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人与人之间究竟应如何相处。

  简单地说,崔琰是死于他的忠诚正直,孔融是死于他的不识时务,祢衡是死于他的狂妄悖谬,杨修是死于他的自作聪明。崔琰死得最冤,而祢衡死得最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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