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城门楼上的头颅
那时，祖⺟带我两位姑姑也从东北到了北平。⽗亲已先托人把我⺟亲和我兄妹由南京送到北平，对朋友们说是要去照顾婆婆。⽗亲由哈尔滨回到北平后，决定尽可能地留在华北，用种种方式和东北的地下抗⽇工作人员联系，以便掌握局势。那时候北平不太全安，没有什么保护，时常有⽇本奷细搜集数据，因此我们就搬到天津的法租界。哥哥则留在北平陪祖⺟，我⺟亲有时还能从天津去探望他们。这期间，⺟亲开始扮演这一生的新角⾊：接待来自家乡的⾰命志士的家人和生学。记得有一天，有位盖伯⺟和我妈妈在屋子里哭，妈妈叫我带她两个小男孩到院子玩，盖家小兄弟说：“不知为什么我爸爸的头挂在城门楼上？”二○○○年，在沈
已复校的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开幕时，有人赠我《勿忘九一八》纪念画册，有一张全页照片：古城楼上，清晰的一排⾎淋淋的壮汉头颅，怒目龇牙，⾎淋淋的国恨家仇，全未放下，与我童年记忆印证，永难抹灭。
但是，即使在租界，仍然不很全安，姓“齐”很惹眼，所以⽗亲就常常改姓。
我记得我们最常姓“王”、“徐”姓“王”的时候，我在读天津“老西开小学”三年级。因为家里不敢让一个小女孩在大城市里跑路，就雇⻩包车接送。我记得我坐⻩包车离开学校的时候，有时会有调⽪的同学在后面喊：“八王圆！八王圆！”我被喊得很生气，回去就哭。
过了一阵子，⽗亲又改姓“徐”因为改姓，我不得不换一所学校。那学校有一些英国传教士，会教一点口语英文，可是三、四年级时学的英文，平时不用，后来就完全忘了。
姓过一阵子“徐”后，我还姓过“张”因为⽗亲必须不断地改姓，⺟亲也不断地做“王太太”、“徐太太”…。我上学前常常问：“妈，我今天姓什么？”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问“我姓什么？”真的很可笑。
在危机四伏、不断搬迁的⽇子里，⺟亲不再是个哭泣的女人，她与我⽗亲两人的感情，在那样动
的局势下开始建立起稳固的
基，她觉得能与他共患难是幸福的，那种全心全意的接受与奉献，给我成长过程最大的全安感。她八十三岁去世前不久，我们曾谈到新时代女
有选择权的婚姻，我问她现在是否仍会选择嫁给爸爸？她当时未答，过了几天，她说：“我还是会嫁给他。他虽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温和洁净的真君子。”
从天津回到南京后，我家先租屋住在傅后冈街。
那是一间小小的新房子，对面有一大片空地，长満了⾼大的槐树，初夏时开着一串串淡⻩⾊的香花，是我终生的最爱，和芍药花一样，给我強烈的家的幸福感。
每天早上，我和邻巷的同学段永兰及她的表哥刘兆田，沿着新修的江南铁路铁轨去上“鼓楼小学”路上有开不尽的蒲公英和杂⾊小花。
一九三三年刚放暑假的时候，妈妈生了我的大妹妹，爸爸为了纪念故乡辽宁，为她取名“宁媛”
她是个圆圆胖胖极健康可爱的婴儿，⽩天笑口常开，但常常到了晚上就哭一阵。妈妈怕她吵爸爸觉睡，只得抱着她満屋子走。
刚来帮忙带孩子的李妈愁于帮不上忙，有一天求一位来南京述职的地下抗⽇同志杨梦周先生(他那时住在我家，等待去疆新投效盛世才)，帮她写了一幅她家乡安徽凤的敕令：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郞，行人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求我哥哥上学时贴在大路的电线杆上。
我们天天经过都注意，有没有停下念三遍的人，又很怕被爸爸发现会生气。他参加南京央中
府政最大的理想就是破除
信和陋习，全民建设新国中。
我读鼓楼小学的时候南京充満了新气象，我已经九岁了，记得到处都是“生新活运动”的标语；我们小生学还去帮忙贴标语，诸如“不许吐痰”、“振作图強”…等等。
这些话今天已经没有人讲了，可是回想我们刚来湾台时“不许吐痰”还是一个奋斗的目标，街上还挂过标语，勤俭、不喝酒、不博赌、破除信…等等。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为首都的国中充満了希望，到处都在推动新建设。那段时期，近代史上有人称为“⻩金十年”⽇本有正式记录提到，军方主张早⽇发动战争，不能再等了，因为假如现在不打国中，待她国势強盛起来，就不能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