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杜鲁门不肯出兵保蒋
国美总统杜鲁门出派王牌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內战，结果无功而返，他回华府后，认为和谈的失败，国民
要负的责任多于共产(见Ｍａｙ，ＴｈｅＴｒｕｍａ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Ｐ．１２），耿耿于怀。从蒋介石看来，马歇尔好像是在帮共产的忙，其实国美人是要帮蒋介石的忙，希望不必內战就将国中统一于蒋介石的导领之下。帮蒋介石的忙也是帮国美的忙，一个亲美的国中
府政符合国美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和平稳定的国中则符合国美的商业利益，战后国美经济独霸全球，一度产品占世界总额的六成，国中不仅是广大的潜在市场，亦是主要的原料供应国。奈蒋介石“冥顽不化”一意想消灭“共匪”偷
不着蚀把米，不但使自己失去了大好江山，也使国美“失去了国中”(ｌｏ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杜鲁门与马歇尔对“损人害己”的蒋介石鄙夷与憎恨之情，可以想见。
马歇尔毕竟是一正直的军人，不苟言笑，不会出言不逊，然而杜鲁门乃出⾝小城的政客，口不择言，国骂随心所
，颇具乡土⾊彩。他退休之后，有人替他做“口述历史”虽已年逾七十，但提到蒋介石仍然火气甚大，气愤溢于言表。他说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包括蒋氏夫妇在內的孔宋家族，盗取了国美对华援助三十五亿中的七亿五千万美元，投资于巴西圣保罗和纽约的地产，以及用之于所谓的“国中游说团”(ＣｈｉｎａＬｏｂｂｙ）。杜鲁门毫不留情地说：蒋、宋、孔“他们都是小偷，他妈的他们之中每一个都是”(Ｔｈｅｙ’ｒｅａｌｌｔｈｉｅｖｅｓ，ｅｖｅｒｙｄａｍｎ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见ｌｌｅｒ，Ｐｌａｉ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Ｐ．２８８，２８９）
杜鲁门和马歇尔虽早就不喜
蒋介石，但他们的问题是别无选择，从国美的利益着眼，他们更不喜⽑泽东。国美人虽在延安没有看到俄国顾问、任何俄式装备，也深知斯大林为己远甚于助⽑，但⽑毕竟是共产，⽑的胜利仍然是际国共产主义的胜利，在冷战已渐成气候之时，国美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更何况杜鲁门不像蒋介石是独裁者，必须承担其他政治势力的庒力，而蒋介石在国美有的是右派朋友，如出版界的卢斯(Ｌｕｃｅ）是最忠实的拥蒋派。通过蓬
的反共信念以及“国中游说团”的组织，在国美形成一股強大的亲蒋力量。
亲蒋与亲华本来是两码子事，但当时一般国美公众往往和蒋介石一样，把蒋介石当作国中。罗斯福的亲信霍普金斯(ＨａｒｒｙＨｏｐｋｉｎｓ）就曾说过“委员长可能是惟一的国中人，像国美公众那般误以为蒋介石就是国中”(引自Ｋａｈ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Ｈａｎｄｓ，Ｐ．１０２）尤其是国美公众之中的右翼政客，把“扶蒋”与“反共”视为一体，以“批蒋”与“媚共”为同义之两词。因而若⼲在重庆的国美外
人员因批评蒋介石，在“麦卡锡时代”被戴上红帽子而遭清算，也就不⾜为奇了。
在反共的大方向下，除了公众之外，国美的官方，特别是外与军事部门，都只有主张“助蒋灭共”几乎一致认为蒋介石垮台和⽑泽东的胜利，将导致苏俄控制国中，威胁到国美在亚太的利益。第七舰队司令库克(Ａｄｍｉｒａｌ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Ｃｏｏｋｅ），于马歇尔在华调停期间，就主张减少国美驻华陆战队的兵力，虽未被马歇尔所接受，但仍继续強调国美在华军事基地的重要
，特别是青岛海军基地，认为一旦失去，将有灾难的后果，故提出训练国中陆战队以及用国美海军来支援国民等等各种建议。(参阅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ｏｌ，７(１９４７），Ｐ．７３—８０，８６４—８６５，９４４—９４５，９５３）国美国务院上下以及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大都采取扶蒋、援蒋的立场，都希望国美的援助可以帮助蒋介石打败共产。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和马歇尔再讨厌蒋介石，亦只好援助他。蒋亦心知肚明，有恃无恐，最后可以不买马歇尔的账，关闭和谈之门，全面展开內战。不过从顾维钧的回忆录看到，蒋还是低估了马，所以当听说马被发表出任国务卿时，感到“震惊”蒋还想请马留在国中当他的军事顾问呢。总之，杜鲁门也好、马歇尔也好，并不存在援不援助蒋介石的问题，而是援助多少，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使援助得到应有效果的问题。马歇尔初来华时，就带来一张五亿美元支票，作为达成和议的“奖赏”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马歇尔曾以噤运军火作为对蒋和谈的庒力，但在马氏离华之前，噤令已经取消了。蒋介石打共产始终有国美的军援，到一九四七年秋天，又有新的援助计划。一九四八年四月国美国会又通过四亿六千三百万元的援华法案，据美方估计，自抗战胜利五年以来，援助蒋介石府政不下二十亿美元。而蒋介石却一直认为美援不⾜，导致他的失败，国美右派政客也借此攻击杜鲁门府政“失去国中”但是在华观察的美军一致认为国民军队挫败绝非由于军火缺少，而是由于导领无方，士气低落。他们见到解放军进⼊北平时所携美械装备，以及⽑泽东阅兵乘坐的凯迪拉克敞篷轿车，很不是滋味。
当一九四七年秋天，战况⽇渐对蒋介石不利，蒋在东北的据点益形孤立，司徒雷登大使甚至已向国美
府政发出华北可能不守的预警。(见司徒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致国务卿函，载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０l．７，Ｐ．８４—８６）他于六月四⽇又致电国务院说，国中现状的悲剧是蒋总统及其周围的人，不能理解国全
民人和平的望渴，而只相信他们的特务，以至于不能
合大众的诉求，只能用残酷的镇庒方式，实在帮了共产的大忙。(引自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１１５）马歇尔惧怕国民权政全面崩溃，于六月间向一群美商坦言：“我用尽脑汁苦思而不得解救之道。”（Ｉｈａｖｅｔ⾁bledｍｙｂｒａｉｎａｎｄＩcａｎ’ｔｎｏｗｓｅｅｔｈｅａｎｓｗｅｒ．)(见Ｌｉｌｌｉｅｎｔｈ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ｔｈｅＡｔｏｍ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Ｙｅａｒｓ，Ｐ。２０１）最后他建议魏德迈率团访华。魏德迈将军的反共观点众所周知，又与蒋介石
识，而其团员包括财政、经济、政治和工程技术等各方面专家，在华府的顾维钧大使即认识到，魏德迈率团出访“是国美
府政对华政策可能有所改变的迹象”(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一七一）所谓“有所改变”乃国美
府政将会
据魏将军的实地调查报告，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当时国美的一般舆论亦持这种看法。后来马歇尔当面向顾维钧说：
魏德迈的出使是(我）建议的，以便魏德迈研究国中的情况并回美提出报告。该报告将使(我）据以检查国美的援华政策。(我）自己从国中回来，已逾半年，急切想帮助国中，但怎样帮助最好，却感到没有十分把握。(《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二Ｏ三）
所以他出派此一访问团，之所以遴选魏，就是因魏反共与蒋合拍，以及魏曾任蒋氏军事顾问，可充分讨论。由此可证实，马歇尔确有更加积极援蒋以挽危局的意图。
⽩宮于七月十一⽇宣布出派代表团访华，魏德迈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走访了南京、台北、广州、海上以及华北、东北等地。他虽然反共亲蒋，但他是国美的军人，负有调查真相的重责，其本国利益关，他的真言无忌与坦率是必然的。他指出国民文武员官普遍贪污和腐化，征兵极不公平，权贵弟子纷纷出国留学，以逃避兵役，甚至在沈
直斥熊式辉说不出军中实有人数，暴露了国民军队中吃空额的大弊病，并责骂熊从未到过军医院视察，所以不知道医院中有多少
位。魏德迈八月二十四⽇离华前夕，更在报端发表一篇极为坦率的谈话。一言以蔽之，他批评蒋介石权政的“精神破产”(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ｌｙ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ｔ）。这种坦率与直言，对魏德迈而言，乃职责所在，但对蒋介石而言，自然刺耳而又难堪。我们从顾维钧的回忆录中得知，外部长王世杰电告顾大使“委员长和府政其他负责人员对魏德迈的讲话表示愤慨”不仅恼怒，而且是“颇为恼怒”不仅是反感，而且是“十分反感”指责魏德迈“骄傲自大”由于这些“反感”与“恼怒”魏德迈离华前设宴招待蒋介石话别，蒋借故不去，由宋美龄代表，然而正当夫人首途赴宴之时，魏也托故疲乏取消了宴会。(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一九三、一九五）蒋介石感到羞辱，已毫无可疑。一个国美将军来到国中任意“调查”已有⼲涉别国內政之嫌，但蒋竟表，且愿把权力给魏德迈，及其大肆抨击，尤其是说国中当前需要一位能够鼓舞群众的领袖，尤觉难堪，难以自陈，虽曾央司徒大使说项，请魏德迈不要批评过甚，但大使先生以不便⼲预应之，实际上这位亲蒋的大使私下赞同严评，庶几有当头
喝之效(参阅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１３３，１３７），总因求助于人，有如吃别人的饭，嘴巴既软，
⼲更
不起来。蒋介石口口声声⽑泽东是苏俄的附庸，而不自知附庸国美得利害。胡适之指苏俄是共中的“太上府政”也不自觉国美是蒋介石的“太上府政”
魏德迈回美后报告，国中情况自马歇尔离开后更趋恶化，但是他的反共立场不允许他建议国美洗手不⼲，他仍然主张援蒋，而且主张大规模的经援，不过所有的军援与经援，在企划和运用时，都须经国美人的监督，才不至于⽩费。他深信东北已不可为，建议由联合国托管，以免被共中所占，沦为苏俄的“卫星国”蒋介石及其外部长王世杰还以为国美要国中放弃东北，实际上魏德迈要保住东北，不为共产所取，因他早已察悉蒋介石的精锐实虚弱不堪，他曾向顾维钧极具形象地把手握成拳头，然后把食指伸直说：“形势正像这样，共产随时可以切掉那个手指，从而掐断军国的补给线。”(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一九九）这位国美将军到东北一看便知情况，然而国中最⾼统帅蒋介石却看不到，最后眼睁睁地让解放军把他的补给线完全切断。马歇尔有鉴于魏德迈的报告过于敏感，未即公布，且做私下的参考。后来⽩⽪书公布后，《魏德迈报告》(ＷｅｄｅｍｅｙｅｒＲｅｐｏｒｔ）才公之于世。
从魏德迈的报告可知，这位将军因反共所需，极力主张大规模援蒋，然而同时指出如无国美人的⼲预，再多的援助也无济于事。所谓“⼲预”最终势必把蒋介石肩上的财经与军事担子挑过来。蒋曾向司徒雷登提出签订《中美反共协定》，司徒不予鼓励，显知蒋有套牢老美之意。(见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前引书，页一九四）当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沈已于一周前弃守，徐蚌会战开始之际，蒋介石向杜鲁门做了“狂呼式的求救”(ａｆｒａｎｔｉｃａｐｐｅaｌｆｏｒｈｅｌｐ）。同时美军驻华顾问团团长包大维(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ｖｉｄＢａｒｒ）向⽩宮报告说：“我深信那军事情况已经坏到惟有美军积极参与才有办法。自我抵华之后，没有一次败仗是由于
械不⾜。他们的败仗，在我看来，完全归咎于世界上最坏的统驭术，以及其他有损士气的因素，以至于全无斗志。”(阅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Ｔｒｕｍａｎ，ＨａｒｒｙＳ．Ｔｒｕｍａｎ，Ｐ．４１１）至此，杜鲁门府政已有清楚的结论：除非国美愿意花费数十亿元，派百万美军赴华助战，对蒋增援实同浪费。
国美出兵百万保蒋，似乎是天方夜谭，其实不然，当时国美有的是狂热反共人士，很愿意组织反共十字军，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至少阻共中于长江以北。共和于一九四九年大选，推出右派保守的杜威(ＴｈｏｍａｓＥ．Ｄｅｗｅｙ），极力附和反共援蒋论调。他公开说：“国中如果倒下，我们有理由认为整个亚洲将要完蛋，然则西欧与国美势必孤立，在一个极具敌意的世界中受到孤立。”(见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２５Ｎｏｖ．１９４７，Ｐ．１８）俨然是越战前的“骨牌理论”(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ｏＴｈｅｏｒｙ）？选杜威心目中的国中，就是蒋介石的国中，意在给蒋更大的援助以及与共中决战。蒋介石素知与国美在反共上具有亲密的共识，自然更冀望于杜威之当选。事实上，杜威麾下的共和人，有不少认为帮助蒋介石战胜共中，乃是反共战争中一项较为便宜的投资？选
杜威呼声颇⾼，舆论预测其当选，结果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杜鲁门获得连任，参众两院亦由主民得到多数席次，更加強杜鲁门的政治实力。蒋介石也无法期望国美对华政策的大变动，其实杜威如果当选，是否真正会出兵助蒋剿共，乃是一个大问号。不过蒋对连任的杜鲁门，所能盼望的，惟有争取更多的美援，仍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蒋介石十一月九⽇的呼救电，就是在大选之后不久向杜鲁门发出的，呼吁“速加并增加军事援助”甚至要求“美军国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参阅《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五二三），但杜鲁门基本上并没有因而改变既定对华政策。
当徐蚌会战情况不利时，国美国务院对蒋权政的态度已由鄙夷转为冷漠，认为蒋介石倒台将不可避免，而适于此时，蒋介石尚不知趣，还想派孔祥熙到华府做他的人私代表、“太上大使”结果被马歇尔认为“不妥”、被杜鲁门拒绝接见，终于无疾而终。十一月二十四⽇，顾维钧拜会杜鲁门，国美总统比国中大使更知道徐蚌战况，说是军国三十二个师携带全部装备投共。顾竟全然不知，后向叶公超询问才证实。(参阅《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五四四至五五三）。
一九四八年年底，南京府政已呈瘫痪之势，蒋介石原想亲自到国美来求援，但杜鲁门并不赞成邀请，认为“看不出此刻委员长怎能离开国中”(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五六Ｏ）遂改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来，但国美方面坚持为人私访问。宋美龄于十二月一⽇上午抵达华府。她此行的境遇与上次迥然不同，上次⽇本略侵军虽占据大片国土，他们夫妇受到国美朝野的敬礼，视为抗⽇英雄，接待的盛况空前，而此行本不予官方接待，踉跄和难堪之情难以掩饰。她此行的真正目的，连大使顾维钧都搞不清楚，尚需猜测到底是委员长授意，还是夫人自作主张，甚至如谣传所说的一些古怪原因。诸如与丈夫吵架以及怕被共军俘虏等等。她向杜鲁门提出的三要求：援华声明、派遣⾼级军官、增加军援，已是连续的旧事重提，国美
府政不感趣兴的态度，已甚明确。杜、蒋之间已难于异中求同，杜认为蒋不肯改⾰，援亦无益，蒋则谓没有援助，本无从改⾰，讨价还价全不投机。她若于行前行后好好与顾大使研商，了解华府情况，本不必多此一举，让杜鲁门说不，自取其辱。然而她抵达华府后，顾大使一再求见未予理会，更无机会向她细述“背景分析”最后在她赴⽩宮见总统那天下午，才约见顾大使，却板起面孔，原来是一个为孔家办事、在大馆使挂名为随员的⻩仁泉被撤职之故。谈完话后，她起⾝以“严厉的声调”向顾大使说：“⻩仁泉将被撤职，是否真有其事？”然后一再反复说，只要她在国美，就需要⻩仁泉办事，就不让他被撤职。顾大使保证不撤销⻩的职务，她才走出客厅。顾大使得此“奇遇”忍不住在⽇记中写下这样一段：
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她(宋美龄）并不急于见我，因为她的心情不好，为她的使命和她遭到的冷遇感到烦恼，也许还因为她的亲戚和⻩仁泉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她对我的态度不那么友好和自然，和我们以前在各种场合见面时都迥然不同。奇怪的是，在我们四十五分钟的谈话中，她一次也没有对我说她是怎样决定接受访美使命、访美的目的、委员长或府政的希望、马歇尔将军的态度、她想象中援助的前景等等。好像她安排这次会见只是为了避免人们批评她不愿了解我提供的报情或意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五七四）
顾维钧的透露，很可印证这位⾼贵夫人的任、不识大体、假公济私，以及胡适之曾说过的“一股虚骄之气”？选从她一下机飞就由马歇尔夫人陪同，以及多次会见马歇尔，可见她确想套旧关系，毕竟马氏夫妇曾在华一年，多少建立起一些人私的情，想凭其三寸不烂之⾆，冰释蒋马之间的“误会”让这位国务卿重视国民危局的严重，在反共的共识下大力援蒋。但在马歇尔的心目中，蒋介石的纪录实在太差，即使有私情的话，他也不会以私害公。
宋美龄与马歇尔话不投机，她已形之于⾊。她再次会见马歇尔之后，记者问她有无收获，她巧妙地反问：“有谁见到马歇尔将军而不感到有收获呢？”无意中承认她的收获仅止于见到马将军，顾维钧证实了她与马的会谈是“极为失望”的。她于十二月十⽇与杜鲁门惟有的一次见面，更加失望。她于下午五时在⽩宮用茶点，五时半在杜鲁门书房谈话，不到六点钟就已结束，连晚饭都没有，与上次吃住在罗斯福的⽩宮，不可同⽇而语。她走出来，在众目睽睽下“神⾊严峻，冷冷一笑，给人的印象是会谈没有成就”(顾维钧语，见其《回忆录》第六册，页五七四）杜鲁门退休后口述，提及此次会见说：
当一九四八年我仍是总统的时候，她来国美要求更多的“施舍”(ｈａｎｄｏｕｔｓ）。我不像罗斯福那样住在⽩宮，我想她颇不⾼兴，但我一点也不在乎她⾼兴或不⾼兴。(ｌｌｅｒ，Ｐｌａｉ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Ｐ。２８８）
顾维钧说，蒋宋美龄此行“没有成就”何止没有成就，简直是灾难的失败。情况已经显示，就蒋介石的对美关系而言，宋氏兄妹已不再是一种“财富”而是一种“负担”宋美龄于杜鲁门不愿再次见面后，悄然离开华府，隐居在纽约长岛的孔氏豪宅，直至一九五Ｏ年陆大尽失后，才回到台北，与夫君重聚。
杜鲁门府政不愿提供更多援助，因知已无济于事，真要救蒋，只有卷⼊国中內战。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不许史迪威指挥中军国队，而今竟积极要求国美派遣⾼级将领指挥军国剿共，国美亦曾考虑派麦克阿瑟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ｏｕglａｓ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来华。蒋介石为了“救命”要美军介⼊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见司徒雷登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致国务院函，谓蒋愿将全部权力给美方来企划、监督与执行，函载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４２），美方初感犹豫，敬谢不敏，事机亦稍纵即逝。在六十年代，国美为了阻止共产，派遣了五十万美军到越南。杜鲁门没有在四十年代出兵国中保蒋，除了时、地、人诸多不同因素外，马歇尔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到过国中，与共中有所接触，比较悉国中的情况。他虽然反共，但确知蒋介石的失败并非苏俄的
谋，而是国中內部的力量。如果国美介⼊，无异把所有的国中难题一肩挑，如马歇尔本人所说“实际上势必准备接收国中
府政，无限期地投⼊大量的军事力量与经济资源”故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投⼊和消耗，明显地与可能获致的结果，完全不成比例”(参阅Ｍａy，ＴｈｅＴｒｕｍａ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Ｐ．３０，８１—８２）国美人视越战为一场灾难，他们应当感谢马歇尔阻止了更大的一场灾难。如果真的发生，可想而知，不仅是美利坚的大灾难，也必然是华中民族的大灾难。就此而论，蒋介石夫妇求救、救援的“失败”岂不正是华中民族的“成功”？
当尘埃落定之后，杜鲁门府政的国务院，国务卿已由艾奇逊(ＤｅａｎＡｃｈｅｓｏｎ）继任，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关于中美关系⽩⽪书。此一⽩⽪书的用心，显然要回答⽇益⾼涨的国美右派抨击，乃用大批档案资料来说明，杜鲁门府政已用尽力气想帮蒋介石打败共产，但国中內战的不利结果绝非国美
府政能够控制和改变，所以“失去国中”的责任主要应由蒋权政的败腐和无能来负担，许多精良的美械队部很容易地就投降共军。这一点被⽑泽东证实：“国中
民人解放军強大的物资装备，大部分是从国美帝国主义得来的。”(《⽑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三七二）换言之，杜鲁门尽力提供了军援和经援，无奈蒋介石是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失败了，到一九四八年底连支持蒋府政的一纸声明也不愿发了。(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页九Ｏ二）但是杜鲁门的用心显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卸下责任。蒋介石敢怒不敢言，史家陈寅恪有句曰：“可怜汉主求仙意，博得胡僧话劫灰”把杜鲁门比做话劫灰的胡僧。国美的右派讥“⽩⽪书”为“漂⽩书”(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ｗａｓｈＰａｐｅｒ），⽑泽东更借此大做文章，指出⽩⽪书是美帝“无可奈何的供状”自承“出钱出”由“蒋介石出人”替美帝打代理战争。蒋介石一直指⽑泽东是斯大林的代理人，⽩⽪书正好为⽑泽东证实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选最后，蒋介石扶不起来，甚至要再做代理人，老美都不要他了。而⽑泽东那边却发出“向国全进军”的命令，要“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