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其实英姑不仅是这么说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1995年节，一群年轻人在英姑家里玩，无意当中说到现在生活无聊，下班之后不是打麻将就是瞎胡闹，甚至还有想尝试吃摇头丸的。英姑听了之后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批评说教，而是说她自己正好要去敬老院慰问老人，不如我们一起去吧。年轻人想着反正也没有什么事，说去就去，并且一路相互邀着，总共去了13个人。从敬老院出来后，大家感觉这一天比以往的任何一天都充实，心情都特别愉快。英姑趁热打铁，因势利导，说不如我们把这个活动长期坚持下去，肯定比打麻将和瞎胡闹有意义。英姑的倡议立刻得到年轻人的赞同。或许这种赞同并不认真，就是说说而已，没想到英姑当真了，此后每逢周末，还真张罗着年轻人一起去看望村里的孤寡老人，去敬老院做好事。刚开始年轻人是挨不过面子，被动地跟了去，后来发现做好事确实让人充实，也让人心情愉快，甚至还受人尊敬，于是，原本被动的行为也慢慢变成自觉的行动，并且队伍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名扬全国的深圳沙井“爱心一族”

　　“爱心一族”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96年，英姑了解到原新桥搬运站的18名退休职工竟然10多年没有领到退休金，她主动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写信、走访、整理材料、四处奔波，搞得像她自己的事，终于赶在1997年节之前为这18名老职工争取到了退休金。很多退休职工和家属老泪纵横，一手捧着退休金，一手拉着英姑的手，千恩万谢。英姑却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

　　英姑对我说，她讲的是真话，要不是共产，凭她一个人，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给老职工补发退休金。

　　1997年5月5，一家媒体刊登了一篇“救救小雪琴”的报道，讲述广东省广宁县南街村新城小学五年级学生高雪琴患脑瘤无钱医治，生命垂危，急需社会各界捐款救助的消息。看到这篇报道，英姑向镇领导汇报并得到支持后，立刻联合团镇委等部门，发动“爱心一族”的会员和共青团员自愿捐款，一下子筹集了一万七千多块钱，并与“爱心一族”的几个成员一起，驱车200多公里，亲自把爱心送到高雪琴的家里。

　　1997年7月，英姑又了解到一个情况，当地有一个残疾人黄瑞球家里困难，住房破旧不堪，没有铺和桌子，两个孩子连个读书写字的地方都没有。英姑二话没说，立刻带着20多名“爱心一族”的会员自带用具赶到黄瑞球的家，帮着打扫卫生，又捐款5000元，进行房屋维修和添置家具，让黄瑞球和他的两个孩子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1998年，荣小学四年级学生王静仪不幸患上了白血病，没钱救治，英姑知道情况后，马上联系镇妇联和团委，连续几天组织“义卖一条街”总共为小静仪筹集捐款40多万元，挽救了一条正在成长中的生命。

　　当年秋天，英姑还组织“爱心一族”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扶贫旅游”一路访贫问苦，捐钱捐物，当他们来到广宁京溪村的时候，看到小学校舍破旧危险，大家当场捐款帮助修缮。英姑和爱心一族的善举深深打动了当地村民，他们说深圳来的人都为我们出钱出力，我们好意思坐享其成吗？于是，在英姑和她的“爱心一族”感召下，当地村民不甘落后，发奋图强，决心自己改变家乡的面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使村里的面貌焕然一新。年轻的村支书对我说：“你们深圳的曾柳英不但物质扶贫，而且还精神扶贫。”听得我都觉得脸上有光。

　　2002年2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灾袭击了新疆、内蒙自治区。这场50年不遇的特大雪灾给当地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电视画面上，人们看到灾区积雪深达数米，房屋被垮，牲畜被冻死，通往灾区的公路被大雪封锁，无法通行，失去家园的灾民站在雪地里，望着冻死的牲畜，一筹莫展。英姑从新闻报道里得知了相关消息后，立即召集爱心一族理事会开会，在取得镇上领导的同意后，他们联合深圳市红十字会，在沙井镇举办“雪中送情，人间”为灾区人民募捐的活动。共筹集了现金33万元和6个集装箱的衣物。英姑一行5人组成慰问团，带着募集来的现金和衣物，远赴内蒙慰问灾民。30万元用于建设两所“沙井爱心学校”3万元用来资助因家庭困难而失学的贫困孩子和贫而守志的灾区老师。

　　10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曾柳英带领她的“爱心一族”做好事上万件，救助残疾人和贫困人士200多名，为灾区、老区、贫困地区捐款超过500万。目前，曾柳英的“爱心一族”已经由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今天5500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已经富裕起来的沙井本地人，他们加入“爱心一族”的目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就是为了精神充实。用英姑的话说，就是做善事，因为做善事让人精神愉快和充实，还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对于已经富起来的人来说，愉快、充实、受尊敬不就是他们最需要的吗？后来在市文联的一次会议上，我把英姑的讲话给大家学着说了，大家反映热烈，都赞同英姑的说法，说目前深圳富裕起来的人越来越多，如何足已经富裕起来的人的精神需要非常值得研究，曾柳英的“爱心一族”或许能够成为一种模式，一种已经富裕起来的人追求精神充实的新模式。这种模式既帮助了别人，也充实了自己，对构筑和谐社会有利。

　　采访结束，我和英姑同桌吃饭。发现一个秘密：英姑只吃素。

　　从沙井回来，我很兴奋，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老吴打电话。大约是太兴奋的缘故，竟然忘记了礼貌，没有再喊他“科长”而是直接称“老吴”

　　我把情况说了。说得比较详细，连曾柳英在当地其实被人称为“英姑”而不是“爱心妈妈”以及土改那年她妈妈从地主家抱回一尊观音菩萨这样的细节都说了。

　　老吴听得很认真，不时地哼一下或喔一下，像是怕我寂寞，来点小喝彩。

　　我自认为自己说话比较有条理，再复杂的问题，经我的嘴巴也能说清楚，况且曾柳英的事迹并不复杂，也不需要加工，有什么说什么，所以，很快就说完了。

　　“完了？”老吴问。仿佛他还没有听够。

　　“完了。”我说。声音不如开始说的时候有弹，因为我没有听到实在的喝彩声。比如“辛苦了”、“谢谢”、“太好了”、“你了解得很仔细”或者“你说得很清楚”之类，相反，按照老吴的问法，好像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说到位一样。

　　我立刻调整自己心理，调整的方式是往好处想，不要往坏处想，想着可能是我讲得太精彩了，所以他还没有听过瘾，想继续听，就好比一个歌唱家的演唱太精彩了，以至于演唱完了之后，观众竟然忘记鼓掌一样。

　　尽管心里这么想，但是嘴巴却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啊，噢，这个…我想知道曾柳英信佛信到什么程度。比如只是心里信，还是直接加入佛教协会，参加法事活动等等。”

　　“这个…好像没有吧。”我回答的不是很有底气，因为我根本没有问英姑这个问题，所以不敢肯定。

　　“这个很重要吗？”我问。

　　老吴没有立刻回答重要还是不重要，而是停顿了一下，我隐隐约约好像还听见他在那头有个轻微咂嘴的声音。

　　这样吧，”老吴说“我先给导师打个电话，等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好吗？”

　　“好吧。”我说。

　　过了一会儿，老吴把电话打过来，但是并没有与我讨论曾柳英信佛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个问题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只是问：“教授想直接跟你通电话，可以吗？”

　　我稍微愣了一下，马上就说：“可以，没问题。”

　　还没有等问是我打过去还是他导师打过来，老吴那边说了声“那我让他打给你吧”就先把电话挂了。

　　老吴的导师我是认识的。但我不敢肯定他还记得不记得我，所以，上次我没敢对老吴说。说了，怕万一对方不记得我了，老吴不是怀疑我吹牛吗？

　　5年前，2000年节刚过，我在北京参加一个银企合作研讨会，和老吴的老师在亮马河饭店一个桌子上吃过饭，并且做过交谈，但当时我呈给这个著名学者的名片是深圳某投资公司总经理，估计现在就是面对面了，他也很难把当年投资公司总经理和如今的一个作家联系在一起，所以，干脆不说了。

　　等了大约5分钟，北京的电话打过来。照例，双方先是寒暄了几句。我本来想好了不提那次短暂交往的，但是一说上话，忘了，还是说了。一说，教授果然记得上次那个研讨会，并且还说记得我这个人，说我高高大大的，不像是安徽人，倒像是东北人。教授这样一说，我就相信他是真记得我，因为同样的话，他当时就说过。既然如此，那么我和教授也算是老人了，在后面的交谈中，彼此少了客套与拘谨。

　　教授不愧是著名学者，习惯调查研究，善于聆听来自基层的意见，具体表现就是他先不说自己的观点，而是鼓励我说，让我谈谈自己的观点，谈谈对一个员同时也吃斋信佛的看法。

　　我刚开始拘谨，不想说，想听他说，但到底没有他沉住气，经不起教授的鼓励，还是说了。

　　我说：“我看可以。当年共产员还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包括主席都出任国民中央宣传部长，今天一个普通员，在不影响原则的前提下，吃斋信佛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关键看客观效果，看怎么做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有利。当年共产人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其实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那样做对我们的建设与发展有利，现在共产员个人吃斋信佛，我看也是这样，至少，吃斋信佛的员不会去伤天害理贪污腐败，不会成为人民的败类。就说这个英姑，也就是曾柳英，她既吃斋信佛，同时也是员，而且是模范员。不但自己做好事做善事，行善积德，而且还时刻不忘自己是共产员，不忘人民群众的疾苦，带领一帮人组成‘爱心一族’，大家一起做好事献爱心，把和政府的温暖送到需要帮助的人心坎上，不是很好吗？佛教上说普度众生，共产讲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不矛盾。现在中央提出要构筑和谐社会，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吃斋念佛的人多了，社会自然也就和谐了。所以我认为可以。”

　　教授和他的学生老吴不一样。老吴在我说话的时候，喜欢“哼、喔、对、是”表示喝彩，或在表示他在认真听，但是教授不是，教授在我发表“宏论”的时候，一声不吭。突然，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听，或者怀疑他是不是非常不赞成我的观点，但出于礼貌，不好立刻反驳，所以只好保持沉默罢了。

　　我突然不说了。

　　“你说你说，我在听呢。”教授见我停了，鼓励说。

　　但是，我说话是需要语氛的，喜欢一口气说完，如果中途遇上什么缘故停下了，相当于语氛断了，再接往往接不上。

　　“没了。”我说。

　　“没了？”教授问。

　　“没了。”我重复。

　　教授停顿了蛮长时间，像是在想，想我刚才说的话，也像是在想他自己将要说的话。教授这样想了一会儿，说：“你讲得有一定道理。最近我和一些同事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公民的信仰问题。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而且确实像你所说的，凡是信仰宗教的，除少数教之外，凡是真正信仰宗教的公民，做事情都有底线，基本上都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是安分守己的。而老百姓安分守己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我们构筑和谐社会。但是，我们共产又是无神论者，所以，在以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事实上我们是不鼓励不提倡老百姓信教的，至于在文革十年，更是不允许老百姓信教的。因此，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如今在我国老百姓当中，信教的成了少数，甚至是极少数。这种现实对于整个社会的诚信基础和道德底线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如今造假的这么多，我看与没有信仰有一定的关系。人是不能没有精神约束的。你是作家，当然知道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野兽。对人的行为约束，光靠法律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也是成本过高的，所以，还必须依靠道德和精神约束，而且更主要的是靠精神约束。所以，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和你基本上一致，赞同适当鼓励普通老百姓有信仰。像你说的，实事求是地看，这样做对我们国家有好处，对我们民族有好处，对我们构筑和谐社会有好处。但是，作为共产员本身，我觉得这里有个度的问题。假如仅仅是吃斋信佛，‘佛祖心中留’，而不是正儿八经地加入教会，不参与有组织的宗教活动，我觉得未尝不可。反之，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我想再麻烦你一下，如果方便，你去曾柳英那里再仔细了解了解，了解她吃斋信佛属于哪种情况。是仅仅是受她母亲影响吃斋念佛烧烧香呢？还是已经入教或参加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了。你看好不好？”

　　我当然应承。无论是出于对教授的尊敬，还是出于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我都很乐意再去沙井，再去探访英姑。

　　教授见我应承，非常高兴，又补充对我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带有普遍。说共产的意识形态也是不断发展的，这是实事求是，也是与时俱进。还说我们要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最后教授还提醒我只是去了解，尽量不要干预，甚至不要做出评价。我自然是应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