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闵妃一派为清政府事事干涉所苦，对袁世凯的不早端倪。他与大院君勾结，想剥夺闵妃实权的阴谋已是昭然若揭，使闵妃陷入深深的忧虑当中。为了保护自己，她只有以强化闵氏家族来建立自己的势力架构。所以，不论大小官职，闵妃一律任命给闵氏家族。

　　列举闵氏家族“泳”字辈的几个人来看，闵泳骏、闵泳达、闵泳焕、闵泳韶、闵泳国、闵泳植、闵泳祥、闵泳伟、闵泳哲、闵泳基、闵泳敦、闵泳州、闵泳宇、闵泳恕等，全都被授以判书或是参判或是监司以上的职位。

　　“泳”字辈的上一辈“镐”字辈与下一辈“植”字辈的闵氏家族，被任用者更是人数众多，其中闵泳骏、闵泳达、闵泳焕、闵泳韶等成为闵氏权势的“四大巨头”当时百姓用“一骏二达三焕四韶”形容国家朝廷大臣。

　　生为闵氏家族的成员，大体说来他们都带着飞黄腾达的共同征兆。而这些人一旦被国家任用，每个人不仅靠卖官鬻爵疯狂敛财，还在全国各地设立典圆局，任意制造钱币，忙着中私囊。

　　朝鲜人民在外患迫、内政腐败的状况下，长期地过看痛苦的生活，诸闵官员不顾国家利益，只忙于享受荣华富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人民的敲诈迫，愈来愈残暴。

　　值此混乱之际，在咸镜道地方发生了一件事，大大的刺了日本人。咸镜监司赵秉植在自己所管辖的地方宣布了一种新的法令，叫作“防谷令”

　　原来日本商人在朝鲜收购粮食，通常是在庄稼收获以前，给朝鲜农民附有条件的贷款。契约规定，在收获后，农民应以收获全部或一部卖给日本商人。日本商人利用这种收购方式，一方面进行高利贷剥削，一方面又保证了在荒年也能从朝鲜输出大宗粮食。这种野蛮的掠夺，驱使农民走向贫穷和饥饿的深渊。

　　1889年，由于朝鲜有许多郡连年发生灾荒歉收，农民们坚决反对日本商人自朝鲜输出粮食，迫使咸镜监司赵秉植下达所谓“防谷令”不准卖任何农作物给日本人。

　　对于监司来说，担负着养活老百姓的责任，颁布这样的法令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要从朝鲜输入米谷养活百姓的日本来说“防谷令”是个噩耗。日本商人也受到了打击，便催促日本政府出面向朝解抗议并要求赔偿。

　　闵氏政府最后解除了“防谷令”但不允赔偿，这件事拖延3年没有解决，后来日本任命大石为办理公使，积极向朝鲜政府涉而仍然毫无结果。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遂致电李鸿章要求协助，电文中语气强硬：目前索赔不允，请袁世凯规劝朝鲜政府对我国赔本免息，否则我国将和朝鲜撤使绝。后经袁世凯从中调解，以朝鲜政府向日本赔款11万两了结。

　　事件虽然按照日本人的意愿结束了，但是粮案在日本议会中引起不朝鲜的烈言论，日本政坛酝酿着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的氛围。

　　受饥荒所苦的百姓们对政府不当的措制感到愤慨，民就像燎原之火般，在全国各地开始爆发。南起庆尚道昌宁，北至咸镜道德原，一发不可收拾。然而，其中，江原道铁原与锦城地方，良民甚至攻击官厅，掠夺国家的财产。在平安道地方的成川与江界等地，官民共同发起暴动，平安监司闵柄石甚至逃到京城去。

　　紧接着粮之后，又发生刺杀金玉均事件。

　　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在“甲申政变”失败后逃亡日本，仍一面与朝鲜国内同互通消息，一面与日本阴谋团体、军国主义分子相勾结，继续进行对朝鲜的颠覆活动。朝鲜政府屡次要求日本引渡金玉均等人，都被日本政府拒绝了。

　　1892年5月，朝鲜政府密令李逸植到东京主持谋杀金玉均、朴泳孝的活动。李逸植假装与金、朴亲近，伺机刺杀，但一时难于下手。这时候日本政府对于金、朴等人，不敢给予显著的支持，以免使日本在外上处于不利地位。金玉均等人颇为失意，李逸植便乘机说动金玉均，不如依赖清政府之力，重返朝鲜，另辟途径。

　　1894年，金玉均听从了李逸植的劝说，决定先赶赴上海。金玉均前脚刚走，李逸植便命令刺客洪钟宇随行。金玉均—行抵达上海公共租界的第二天，洪钟宇即将金玉均刺杀了。中国上海当局将刺客洪钟宇及金王均的尸首解归朝鲜。朝鲜政府传令将金玉均尸身肢解示众，同时准备重用洪钟宇。

　　刺杀金玉均事件立刻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些政客乘机煽动战争。早就和金王均等勾结的玄洋社，派人谒见掌握日本军事大权的参谋次长川上，川上即指示他们再住朝鲜“放火”制造较大的战争借口。玄洋社随即纠集军人策士等，组织成了所谓的“天佑侠”团，与原已潜入朝鲜的日本人联络，展开侵略朝鲜的活动。只在等待朝鲜境内的民扩大，就可决定出兵。

　　混乱不堪的朝鲜上空，已经战云密布，倏忽就会雷鸣暴雨。可是闵氏政府毫无察觉，袁世凯这时仍颇为自负，得意忘形，完全没有估计到朝解局势会发生什么急剧变化。

　　遍及朝鲜全境的民终于在1894年汇合为规模巨大的东学起义。

　　东学又称东学道、天道教，是朝鲜民间的秘密结社。创始人崔济愚，出生于朝鲜南部一个贫苦塾师的家庭。他曾游历四方，深知广大农民的疾苦和外国侵略者的先锋——天主教势力的扩张。1860年，他杂取儒家及释道学说教义，创立东学道，标榜“人乃天”的教义，与天主教所代表的“西学”相对抗。

　　崔济愚在贫苦的劳动人民中获得许多信徒，但是根据儒家学者的说法，东学道是妖言惑众的教，应该被世人所排斥。教祖崔济愚在高宗即位的1864年，在大邱监狱被判死刑。但是，族人崔时亨继承了他的事业，在官方搜捕迫害下，秘密进行宣传活动。

　　由于19世纪下半叶朝鲜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尖锐化，东学道信徒逐浙增多，遍及全国，而以朝鲜南部全罗、庆尚、忠清三道为中心。东学道组织扩大并不断强化，终于搭上抗拒暴政的民便车，有组织的展开东学运动，而发展成一股革命势力。

　　1894年间，金罗道古郡农民因郡守赵秉甲贪污，迫害人民而群情愤，派代表赴全州，向全罗造观察使控拆，农民代表反被逮捕入狱。四月间，古郡东学道首领率领愤怒的农民群众，实行武装起义。袭击郡衙，杀死郡吏，夺取武器，打开仓库，把粮食散发贫民。

　　最初起义军派出了数名首领，去找政府要员呈递请愿书。他们的目的只是单纯的请求赦免第一代教祖崔济愚的原罪，并承认天道教本身为正当的宗教团体。但是，闵氏政府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这种请求。随后，40余名的东学成员大举前往京城，在王宫正门前展开连坐示威。这次在他们所列举的要点中，明白提出“济世安民”、“逐灭倭夷”、“尽灭权贵”的政治要求。

　　起义者提出排除闵氏势力专断，换言之，东学主张赶走闵妃与其羽，以及应该拒绝所有外国侵略的行为。他们的主张恰巧与大院君的主张不谋而合。

　　闵皇后看到东学提出的要点与大院君的一致，大为慌张，将林圭镐、孙天民、孙柄熙等东学首领全部逮捕，加以严罚。事态越发扩大，东学人只有以武力对抗政府了。

　　于是东学由全罗道古郡的东学道人全奉准为总司令，组织数千名东学军，每到一处便攻击当地官兵。当时，东学军向所有农民散发的檄文内容如下：

　　我们高举正义的大旗而起，只想解救百姓于涂炭之中，将国家置于磐石之上。对内，我们要严格惩罚被贪念所惑的贪官污吏；对外，我们要从这块土地上赶走被大清国、日本等外敌。不堪忍受贵族与富豪横行霸道之苦的农民们，遭受首领、方伯驱赶的下级官吏们，以及所有像我们一样怀着怨恨的人们，趁此机会，都一起加入斗争吧！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将永远无法离贫困、屈辱与苦难…

　　东学军在起义之初，只以东学道教徒两千人组成的军队，从古郡开始和官兵争夺地盘。所到之处，东学道徒与非道徒农民纷纷起义响应，参加者还有当时受尽迫和凌辱的奴婢等民和城市贫民，甚至还有一部分对当时社会不而又失势的没落两班、儒生、乡班和地方胥吏。起义军驱逐地方官吏，搜出地主豪绅的钱粮，散发给贫劳人民。朝鲜政府派官军前去镇，反被起义军击溃。

　　从高宗31年（1894）5月开始起义的全奉准东学军，所到之处胜利不断，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横扫古、泰仁、南原、扶安、兴德、高敞、茂长、灵光等地。终于在当月末，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全罗道的首府全州。一时朝鲜南部三道完全卷入农民起义的风暴中，朝鲜政府无力控制。东学军在这些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军队组织，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关——执纲所。

　　政府对此大为恐慌，重新组织东学军的讨伐军。招讨使洪启薰带领讨伐军，约一千名用美国新式武器武装起来，又经美国教官训练的京师，也为随抵达全州。他们在得到人员和武器的补充之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对全州城发起了多次进攻。数间，两军展开了烈的攻守战，全州城变成了一片火海。但是，东学军在城内百姓的大力支持下，顽强地守卫住了全州城，并且还多次冲出城外进行反击，每次都给京师以沉重的打击，致使讨伐军攻城的企图未能得逞。东学军方面也有很大的伤亡。

　　这时候，在麻浦别墅里过优闲日子的大院君，听到东学席卷全罗道的消息，心中大为悦。因为东学行动纲领中提出的“排除闵氏势力，驱逐倭寇洋夷”的口号，与自己平常的思想完全一致。大院君认为东学起义是绝好的一次机会，立刻派心腹部下去全州，劝说全奉准带着东学军攻打京城。但是，这股来势汹汹的势力，在朝鲜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已超脱了大院君可以控制的范畴。东学军掀起的狂，将整个朝鲜卷入了动的游涡之中。

　　继官军在长城战斗中惨透失败的凶讯之后，又传来了在全州失利的消息，加之各道的农民起义象燎原之火燃遍全国，使闵氏政府大惊失。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全国交通几乎完全断绝，而三南地区这个粮仓又陷入动之中，致使汉城的粮源被切断了。

　　为了挽救这危在旦夕的时局，镇农民起义，闵氏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偷偷地请求大清国军阀出兵镇农民起义军。为了赢得时间，一方面指使洪启熏同农民军暂时求得“媾和”另一方面封李元会为两湖巡边使，率领一千余名的京师开赴公州，以阻止农民军北上，并派严世永为三南廉察使南下，用自欺欺人的国王敕谕对农民军进行劝。

　　从朝鲜民之初，中两国就时刻注视着朝鲜局势，对朝鲜发生的任何事件都非常感，而且彼此都增惕地提防看对方的行动。当金玉均被刺案发生时，传闻日本有派兵入朝鲜的企图，李鸿章即电告袁世凯探查，袁回电认为日本没有积极行动的可能。他在东学起义初期，即有意于自动的派兵助朝“剿”借以促进中国的声威，同时为个人猎取功名权势。

　　李鸿章对于镇东学起义，维持受册封的李朝统治，是完全赞同的，这是清朝统治阶级的基本态度。但是李鸿章仍然有顾虑，怕中国出兵助剿会引起国际纠纷，特别害怕日本乘机出兵。因此他在东学起义之初，并没有立即派兵的意思。但是东学起义的声势大振，李鸿章改变了他的态度，同意出兵。此时，李鸿章收到了袁世凯的电报。袁世凯在电报中说，朝鲜政府已向他请求派兵援助，而且自己在和使馆的翻译官郑永邦谈话时，郑永邦表示，日本希望中国速派兵剿，日本必无他意。

　　其实这是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派出去探询中方态度的探子。日本把东学起义看成是侵略朝鲜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了挑起侵略朝鲜的战争，而竭力怂恿清政府派兵入朝镇起义，以作为日本乘机出兵朝鲜的口实。

　　其后杉村浚还亲自去见袁世凯，进行了类似的探询，袁世凯竟然信以为真，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日本只关心他在朝鲜经商的国民，除此之外好像并无居心。袁世凯这个错误的判断，加强了李鸿章派兵的决心。

　　之后，李鸿章又亲自面晤了日本驻津领事荒木，荒木早和国内统一口径，李鸿章对日本“必无他意”信以为真，遂决定同意派兵入朝，帮助朝鲜政府镇起义。

　　几天之后，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正式请兵的电文，便奏派叶志超、聂士成率淮军共约2500名分批入朝鲜，又命令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一面又依照《天津条约》行文知照日本。李鸿章和袁世凯此时是相信日本不会派兵，纵使派了也易于对付，不会惹下太大的麻烦。足见他们不知道日本的阴谋。

　　中国派兵的照会送达日本外务省当，日本政府即电令驻北京使向中国递日本派兵的照会。事实上，日本内阁早在几天前就决定出兵朝鲜，之前已借口护送在假期中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朝为名，派遣海、陆军到朝鲜。但是，日本装模作样，等待中国派兵照会到来时才正式照会中国，这正是日本外的狡猾之处。

　　从中、派兵开始时的若干迹象，显示情势非比寻常。

　　首先，中国出兵照会，以应朝鲜政府请求“保护属邦”为名，日本立即提出抗议，认为日本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中国要求日本为保护使馆商民不必多派军队，不可进入朝鲜内地。日本即蛮横地宣称：日本派遣军队数量及行动，帝国政府自行决定，不受他国掣肘。态度十分强硬。

　　再者，中国派兵仅2500人，驻扎在牙山，而日本派出5000余人，其后陆续增兵达万余人，部分军直赴朝鲜的首都汉城，分踞要害。同时，日本军舰八艘驻泊仁川。显然，为保护使馆及商民，完全没有动员如此巨大军事力量的必要。

　　这时候闵氏政府见中军队云集，颇存戒惧，希望双方撤兵。而袁世凯也看出军来势汹汹，情势不妙，便极力催促朝鲜政府设法阻止日本来汉城，并拟请驻朝各国使领出面干涉，均无效果。袁世凯只有与使大鸟圭介直接进行谈判，双方约定之后均不再添兵。大鸟同意不再添兵，是日本外上的策略，作为缓兵之计，以便在军事上从容部署。但是袁世凯和李鸿章却深借不疑，生了停止派兵的意思。

　　朝鲜政府请求撤兵的公函送抵李鸿章处，李鸿章即电告叶志超，命令军队暂驻牙山，原定增强部队也接到命令停止出发。

　　李鸿章的这个措施，既是对敌情错误判断，又表明他胆怯地企图避免中纠纷。其结果使日本从一开始就在军事上占得了优势。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策略与李鸿章恰恰相反，在军事上一切皆先发制人，而且每一步都先于中国。日本军事先占一看，是此后外涉和战争中日本制胜的一个关键。

　　这时，东学起义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全州失守之后，招讨使洪启董奉闵氏政府之名，假惺惺地向农民军提出“媾和”这一招本是怀柔之技，意图缓和局势，等待清兵帮助。

　　他劝道，假若两军继续战，王朝发祥的历史圣地全州必将变成一片废墟。不但如此，趁我国内之机，清军已在牙山登陆，军也将在仁川登陆。如此发展下去，外国军队势必要进行干涉，不仅东学军将遭受重大牺牲，而且国家也将陷入更大的危机。因此，东学军如果撤出全州，京师也要立即撤离全州附近，以免同室戈；而政府则设法促使外国撤回军队，并根据东学军的要求，立即实行各项政治改革。

　　当时，全奉准等人在全州战斗结束后，原准备重新整顿农民军，同忠清道一带的农民军会合，直取汉城。但是，在忠清道一带对农民军深有影响的东学教领导人崔海月一派，却极力反对农民战争的扩大发展。他们甚至向各地发出通告，声称：全奉准为国家罪人，师门之逆贼。这就使全奉准领导的全罗道东学军不得不暂时放弃北上。

　　全奉准等人也认为，清两国军队以朝鲜的动为口实，开进朝鲜蹂躏践踏国土，是决不能容忍的。再则，他们也不能不考虑到，农民军在全州战斗中伤亡较大，加之农忙季节来临，多数农民归乡心切。在这种形势下，全奉准等人只好暂时接受官方提出的“媾和”要求，以便政府在农民军撤迟后，迫使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朝鲜，并按照农民的要求改革弊政。

　　于是，全奉准等人被闵氏政府所欺骗，政府方面假惺惺的以农民军提出的27条要求为蓝本，达成了所谓的《全州和约》。《和约》全文12条，其内容是：

　　一、涤东学道人与政府间的宿嫌，协力庶政事；

　　二、查得贪官污吏之罪目，一一严惩事；

　　三、惩办残暴富豪辈事；

　　四、惩罚不良儒林两班事；

　　五、烧却奴婶文书事；

　　六、改善七班人待遇，去白丁头上的平壤笠事；

　　七、许可青春寡妇改嫁事；

　　八、无名杂税一并勿施事；

　　九、官吏采用打破地阀登用人材事；

　　十、严惩与倭通者事；

　　十一、已往公私债务一并勿施事；

　　十二、土地平均分作事。

　　协议既定，起义军便暂时撤离全州城，后逐渐瓦解。等到6月底，东学起义基本平息了。

　　如果从朝鲜政府请求清朝派兵帮助镇东学起义这一点来看，此次入朝清军的作战目的基本达到。但由于日本乘机大肆派兵入朝，使得援朝清军和入朝的军处于严重的军事对峙状态。

　　朝鲜政府被军突如其来的大举出兵吓得得魂飞魄散。朝鲜政府立即声称农民暴动业已平息，要求清两军同时撤退。中国也认为事已平定，为使军退去，即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要求中两国同时撤兵。但是日本的政策是乘机排斥中国在朝鲜的势力，独霸朝鲜，自然不会同意。

　　高宗和朝鲜政府通过各国驻汉城的外使节，特别是通过当时在朝鲜以“朋友”自居的美国公使，敦请美国等各国政府出面给予斡旋，促使军立即撤退。然而，美国人却支持日本侵略者入侵朝鲜的行径。

　　日本以保护使馆及侨民的名义派兵，现在使馆和侨民的安全已不成问题，中国又愿撤兵，日本如坚持不撤兵，师出无名，势必会引起国际舆论的不。日本政府为扭转这种不利局势，提出一项提案，电令日本驻津领事通知李鸿章。提案的内容为：农民暴动尚未平息，中两国军队应共同镇朝鲜民。平定后，为改革朝鲜内政起见，中两国派常驻委员驻朝鲜，调查财政，淘汰官吏，并设置必要之警备兵，以保持国内的安宁。

　　很显然，日本是借这个中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难住清朝。日本政府明知这个要求必定不为中国所接受，在提出提案的同时已经决定，不论与中国协商的结果如何，在朝鲜政府导致农民暴动的腐败内政得到“改革”之前，决不撤兵；如果中国政府不赞同这个提案，日本政府要独力担任朝鲜政事改革。

　　中国自然不会接受这个提案。此时朝鲜局势极为紧张，中、、美、英、法、俄等国军舰十艘集结济物浦港口。从仁川到汉城，沿途军把守要害，盘查行人。日本政府训令大鸟不得撤兵，并相机使军继续开赴汉城。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中国方面，自中朝鲜问题争端发生，李鸿章就把解决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调停上。他先是挽请俄国，继而挽请英国出面调停。幻想通过俄英的干涉来制止日本侵略。

　　然而，英国在看到日本开战决心已定，并在得到了日本有关军“不在长江下游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为战争运动”的保证后，决心支持日本，最终拒绝了李鸿章的要求。俄国看到日本背后有英国支持，也不愿卷入中朝鲜问题的纷争，最后也拒绝了李鸿章的调停建议。

　　李鸿章重外、轻军事的作法，引起大清国朝野上下的严重不安和舆论的不。以光绪帝师翁同龢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僚力主增兵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翁同龢曾多次呼吁增兵朝鲜，占据要隘，以绝对优势兵力倒日本，认为只有这样，日本方肯撤兵，紧张局势才可能有所缓和。

　　李鸿章在挽请俄英调停相继失败之后，迫于国内主战派压力，才匆匆忙忙作军事布署，第二次不情愿地对朝派遣了清军。少部分增援驻守牙山的清军，大部分则向平壤集结，以便同军展开决战。

　　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毫不迟延地在朝鲜制造有利形势。就在李鸿章积极进行联俄之时，日本加紧向朝鲜向朝鲜增加兵力，并千方百计地制造挑起战争的借口。日本政府密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目前形势表明开战已不可避免。务须不择手段地制造开战之借口。”

　　当中国拒绝了中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提案之后，日本人就单独地开始了非法行动。6月26，日本公使单方面地要求高宗“改革内政”7月4，大鸟根据日本政府给他的机密训令，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内政的五大纲领26条目，详细规定了有关用人，行政，兵制，币制等项“改革”甚至连兴办学校、铁路都包括在内。这个强加于朝鲜的“改革方案”实质上是借此把朝鲜完全控制在日本手中。

　　而且，大鸟还迫朝鲜政府在三天内制订出实行“改革方案”的具体措施，十天内付诸实行。而当时这个所谓的“改革方案”类似“敷设汉城至各通商口岸间的铁路，架设足以联系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可靠的通信网”等条款，均是无法在限期之内实现的。

　　但是，正如日本侵略者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他们的目的在于“故意提出这些在限期内无法实行的改革条款，如被拒绝，或是在限期内未能付诸实现，就可以此反诬朝鲜政府没有改革内政的诚意，为日本人能以行使武力，颠覆朝鲜政府，由他们自己独力着手进行改革制造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