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鬼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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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四十多年后的1986年，⽇本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朝⽇新闻》以“我记忆中的二战”为题，发表一封战争亲历者来信，在⽇本引发強烈反响。至次年八月，读者来信多达四千余封，其中选发一千一百余封，以《战争》为题结集成书。于是⽇本各家出版社也不失时机地推出若⼲战争亲历者的回忆、见闻、故事、书信等等，在⽇本社会掀起一股“回忆二战”的文化热嘲。
“昭和五年（1930年），我刚満七岁，穿上盼望已久的小生学第一套黑⾊校服，规规矩矩坐在教室里，学习背诵当时流行的校歌：和大哥哥肩并肩，我今天上学堂。
感谢士兵，感谢士兵，
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规定我们小生学每天要向天皇照片鞠躬敬礼，天皇照片被置放在每所学校门口最神圣的位置上。历史课和德育课是背诵《天皇敕语》，老师教育我们：忠诚于天皇是每个⽇本国民的最⾼美德。学校假⽇选在具有纪念意义的⽇子；天皇诞辰、神武天皇纪念⽇、陆军节、海军节等等。”（铁口成志，六十三岁，东京退休职员）
“昭和十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市礼堂举行柔道拳击对抗赛，赛后放映电影。千人礼堂挤得満満的，系着黑带的⽇本选手和戴着拳击手套的国美选手上台，自始至终观众给柔道选手鼓劲，大声斥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得胜利，全场
声雷动。接着放映电影，是満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地方地盘，升起太
旗，全场观众鼓掌，群情
奋，⾼唱国歌《君之代》…我认为进行战争理所当然，打败外国人也理所当然，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我们从小对于⽇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要当兵没有半点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古泽敦郞，六十二岁，北九州市退休社团人员）
“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家国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面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通过教育宣传，⽇本人从心底里养成优越感，赞美战争，蔑视其他家国和民族，终于推动战争。”（熊井雅男，六十六岁，东京退休者）
“満洲事变爆发，报社立即开始为陆军军用机飞募捐，用小生学节约零花钱为机飞捐款来掀起国民的捐款热。捐献的机飞被命名为爱国号…中⽇战争爆发，报社又举行有奖征集军歌活动，⼊选歌曲有行军歌《手持膺惩的
剑》、露营歌《不立军功死不休》、《视死如归》，后来还有《⽇之丸进行曲》、《送出征士兵》等，在⽇本军队中产生很大影响。
“大东亚战争爆发，生新儿命名流行出征、服征的‘征’字和胜利的‘胜’字，直到今天，我看到四十岁左右的人叫这种名字，总是心口作痛。”（吉田彰男，六十五岁，⽇本电报电话公司退休职员）
“…体检时军医突然对我说：‘明天回家去。’我大吃一惊，‘⾝体哪儿不好吧？现在让我回家，太见不得人了。’‘这是命令。’真是比把我的脑袋割了还要难受啊。
“被命令回家一共两个人，我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不能参军的男子不是⽇本男儿。我达到了士兵体检的第二类乙种标准，现在却被命令回家，太可聇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家，我几次来到火车车厢的门外踏板上，心想还不如跳下去死了算了…”（长屋义雄，六十一岁，爱知县退休公务员）
“我家正好对着鹿岛神宮的大门，有一天，大队士兵的靴声咚咚地从门前经过，一边挥舞拳头⾼喊：明⽇必死！明⽇必死！我不明⽩这是什么意思，旁边的人哽咽着回答我，他们要驾机飞去撞沉国美人的军舰。原来这是特工队员到鹿岛神宮去做最后的参拜。很久以后，我才听说这些特工队员都是年仅十七八岁的少年人，当时心中堵得难受。后来每当我看着与当年特工队员同龄的上⾼中的儿子，就不由得不想，我们现在没准正奔向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的战争哪！”（大场満子，四十七岁，琦⽟县，家庭主妇）
“老兵磨折新兵，在军队里被叫做‘课目’。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站稳了！接着铁拳飞来，打得鼻青脸肿。连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満嘴的牙都打得东倒西歪。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子的军鞋改成的拖鞋、
、木都成了打人工具，这不是‘课目’而是纯粹殴打了。还有被罚双手举哈着
站在杂物柜下面…永远有施暴的理由，‘动作太慢！’‘态度蛮横！’‘眼神不对！’等等，总之只要想打人，什么理由都可以。（稻永仁，七十四岁，退休中学教师，佐世保市）
“⼊伍后，第一个训练是游泳。把我们像捉鱼的鱼鹰似的用绳子捆起来，突然从船上推到⽔里，呛得没有呼昅了，才拉上来缓口气，然后又被推到⽔里。军⾐冻成冰。当新兵的时候，脸蛋子被人用⽑竹、⽪拖鞋打得不成人样。真不知爹妈要是看到我这个样子，会怎么想。⽇本兵厉害的理由就在于此，军队里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只要⼲，就能成，不成是因为没有⼲，没有⼲着试试这种想法。（伊藤真治，六十三岁，退休教师，岐⾩市）
（注：载《⽇本人眼中的二战》，央中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七·七事变”之前，⽇本只有十五个常备师团，但是战争爆发当年就增至四十个师团，到太平洋战争后期更是扩展到号称三百个师团。在当时只有不到一亿人口的⽇本，征召数百万士兵就意味着这个岛国所有能拿动步的成年男人都得上场战。要不是⽇本举国一致效忠天皇和拥护战争，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岛国民族何以迸发出如此惊人的战争能量以至于险些改变亚洲和世界历史进程的。
战争是个恶魔，这个恶魔深蔵在⽇本国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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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樊建川是个抗战文物收蔵家。
他在闻名国全的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近旁建起占地数百亩的“建川（私立）收蔵品博物馆聚落”投资达数亿元，其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当数抗战博物馆，分为“共军抗战馆”、“军国抗战馆”、“美军馆”、“⽇军馆”、“汉奷馆”、“俘虏馆”等，馆蔵文物展品达数十万件，其规模已经超越国內同类博物馆，堪称首屈一指。
建川博物馆还珍蔵有大批从⽇本和海外搜集回来的战争资料，包括书刊、画报、专辑、专刊、号外、报纸、宣传画、府政文件、军方文件、命令、电报以及⽇军官兵的战地⽇记、书信、照片、作战记录等等，简直就是一座研究⽇本侵华罪证的档案文库。对我来说，这些战争文物弥⾜珍贵，因为它将为我重新审视那场金戈铁马的抗⽇战争提供另一种视角，那就是循着⽇本人的眼光读解战争，使我得以找到许多隐蔵在战争背后的事实真相，揭开一些至今仍然困惑着我们的历史谜团。为此我要格外地感谢博物馆主人樊建川，他破例向我开放这些尚未对外公开的历史资料，朋友C君是个⽇语教师，他志愿担任我的翻译，使我得以进⼊大半个世纪以前作为我们民族凶恶敌人的⽇本人的战争世界。
资料记载“支那事变”（即“七·七事变”）发生之初，⽇本各大报刊争相出派随军记者（或特派员）多达二百余人，其中仅《朝⽇新闻》一家就达八十余人，⽇本军方也紧急招募或者培训战地记者约一百名。这里需要加以说明，随军记者同战地记者并非一回事，随军记者是随军采访的记者，⾝份还是老百姓，而战地记者却是军队编制，换句话说就是做记者工作的军人，随时都要拿起来战斗。随着中⽇战争扩大以及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本战地记者增至二千余名，这些主要以笔和照相机为武器的⽇本军人转战国中乃至亚洲场战，成为⽇本帝国主义
纵舆论和蒙蔽民众的主要宣传工具。
当时⽇本军方称其为光荣的“笔队部”而战地记者就是所谓“笔武士”
我查阅战争初期在⽇本影响最大的几家报纸杂志，比如《支那战争周刊》、《大东亚圣战特辑》、《每⽇前线快报》以及《朝⽇新闻》、《每⽇新闻》、《读卖新闻》等等，都能读到战地记者发自国中
场战的消息、报道、特写、通讯、纪实等等文章，可以想见这些踌躇満志的“笔武士”是怎样活跃在略侵和杀屠
国中
民人的场战上。比如一个署名“清⽔岩太郞”的战地记者在回忆自己走上场战经历时写道：战争爆发…中生学是多么富有理想啊！一唱起国歌，浑⾝的⾎
就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我和河边君、野岛君都是好朋友，本来野岛君要到欧洲留学，河边君很有希望加⼊职业俱乐部，而我⽗亲则希望我继续上大学深造，但是我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光荣⼊伍…体检时我们三人都达到了甲等一级，我们真是幸运者啊…记得那时候女同学私下里都很羡慕我们，我收到过“此去必如盛开的樱花之飘逝”的美好祝福…（《圣战之路·大东亚圣战特辑之九》）
我深感震惊，这样一场野蛮、⾎腥和非正义的略侵战争，在⽇本记者眼里却是那样令人向往，充満神圣的献⾝情和民族自豪感，我相信这恰好就是⽇本天皇和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罪恶之一。事实上整个二战期间，充斥⽇本国內美化略侵战争的绝大部分战地报道和照片都是出自这支“笔队部”的所谓赫赫战果，至战争结束，在场战上“⽟碎”的“笔武士”多达数百人。在我大量查阅⽇方资料过程中，这个署名“清⽔岩太郞”的战地记者屡屡引起我的注意，因为该记者在国中
场战不仅表现异常活跃，从战争爆发到次年，他在⽇本国內主要报刊上发表战地报道和通讯文章多达数十余篇，而且他的报道內容主要为华北场战土肥原第十四师团所谓“战绩”据此推断他应为派驻该队部特派专员（记者）。
我大喜过望如获至宝，因为第十四师团恰好是豫东战役的⽇军主力，也就是我在本书中最迫切需要了解的凶恶敌人。国中方面迄今所能发现有关第十四师团在这一时期活动的历史资料不仅相当有限，而且大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该记者最后一篇战地报道发自“中支那”即今天的河南省，时间为1938年6月，內容是土肥原队部攻占开封城，此后“清⽔岩太郞”的名字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猜测只有两种解释比较合理：一种是因故去职，不再担任战地记者。另一种就是“⽟碎”也就是死了。
作为略侵军组成部分的“笔武士”以笔作刀，起到挥舞屠刀的⽇本武士难以起到的美化战争和毒害⽇本民人心灵的作用，但是如今这些“精神战果”却作为不容抵赖的铁证把⽇本略侵者牢牢钉在历史聇辱柱上，为我们重新认识过去那场战争提供新的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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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舂天，土肥原指挥第十四师团匆匆结束豫北扫
，开始強渡⻩河。
“七·七事变”爆发当年，从⽇本军方公布的所谓“战绩”来看，侵华⽇军的“优胜者”应当非土肥原第十四师团莫属。这支主要由生学、市民和农民组成的略侵军深⼊国中腹地最远，攻占国中城市最多，击溃敌军数量超过自⾝十几倍之多，但是伤亡人数却最低等等，创造一系列场战奇迹。因此一些狂热的⽇本报纸就把该师团吹捧为“支那克星”也有人将土肥原贤二称作“模范师团长”不一而⾜。事实上第十四师团自塘沽登陆以来，一路攻陷天津、京北、石家庄、保定、运城、太原、长治、新乡等大小城市数十座，扫河北、山西、河南数省，而他们的对手大多弃城而逃，并没有形成真正坚強有力的抵抗。土肥原的战绩引起许多师团长嫉妒，有人将他的胜利归咎于运气好，或者不战而胜，因为当第十四师团在华北场战如⼊无人之境时，声名赫赫的坂垣第五师团却陷⼊惨烈的平型关伏击战，而第二军也不幸遭遇像台儿庄那样的強劲抵抗，两个主力师团伤亡惨重一度后撤。但是上述说法到底有欠公允，毕竟第十四师团征战数千里，攻城掠地战果累累，难道全都因为
了好运的缘故吗？
个中秘密只有土肥原自己清楚，那就是他大半辈子在国中的特务生涯派上用场。号称“国中通”的土肥原自认为是个政治军人，不像大多数⽇本将军头脑简单，除了打仗对敌人一无所知。比如驻防河北的东北军将领万福麟，自“西安事变”后一蹶不振，
本无心打仗，土肥原就事先派人同他达成秘密协议，只要退避三舍虚晃一，皇军决不攻击他的队伍。于是万福麟果然按照协议放弃保定和永清地区，退过京汉铁路相安无事。同样的例子还可见诸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抗战伊始，华北数省未经烈抵抗就迅速沦陷敌手的主要原因。土肥原对这些遭受排挤的杂牌队部又打又拉，后来许多人公开投降⽇本人，变成助纣为
的“皇协军”都与这个前特务头子的暗中策反不无关系。
但是寺內总司令一道严厉命令改变了第十四师团的进军方向，土肥原不得不转而踏上⻩河对岸的山东土地。关于派遣军意图和师团今后任务，他和幕僚作过种种猜测，一致认为最大可能就是攻占菏泽为止，以保持策应徐州和屏护派遣军侧翼全安的作战态势，也就是继续执行牵制
作战的任务。
⻩河枯⽔期大大有利于⽇军渡河，对岸守军仅作短暂抵抗便匆匆撤退了，于是鲁西南重镇菏泽城就在略侵者面前暴露无遗。菏泽盛产牡丹，素有鲁西“牡丹城”之称，但是这座千年古城更是中军国队的辎重基地和物资中转站。报情表明，第二十集团军下属第二十三师已在城外严阵以待，当土肥原下令坦克大队搭载搜索大队（营）全力前进，务必击溃敌人夺取该城时，参谋长担心后续队部有可能跟不上，导致攻击乏力增大伤亡。但是土肥原毫不担心，他轻蔑地说：对付这些支那人，我看两个大队⾜够了。
参谋长提醒他说：可是空中报情表明，荷泽以南还有东北军三个师啊。
土肥原哈哈大笑，他说：我敢打赌，万福麟除了撤退什么事也不会⼲，请执行命令吧。
⽇本大军兵临菏泽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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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十三年（1938年）5月，东京《每⽇前线快报》上发表战地记者清⽔岩太郞发自山东菏泽的报道，其內容为采访一支“皇威”的坦克队部。记者満怀情地写到，帝国坦克大军強渡⻩河，像一道钢铁洪流滚滚向前。当他正在采访时，与⾼中同窗河边俊也不期而遇。
⽇本一直沿用古代幕府征兵制，划地征兵，第十四师团在⽇本宇都宮市编成，官兵大都是乡
、同学、邻居和
人，甚至还有不少兄弟、⽗子和亲戚在同一队部服役。但是由于师团作战范围很大，平时难得有机会见面。记者以欣喜的口吻写到，分别将近一年时间，河边君已经升任坦克车长，他⾝穿⽪夹克，头戴威武头盔，间别着小手，眉宇间透出英武之气，简直就像⽇本人崇拜的电影明星吉田茂。坦克兵骄傲地告诉老同学，他指挥的“044”号坦克在攻克河南新乡的战斗中还获得一枚荣誉奖章。
这是一篇夹杂个人感受和随意较強的战地报道，在记者笔下，⽇本略侵军制造的战争苦难和对国中
民人犯下的种种暴行统统不见了，只剩下“皇军”铁骑到处耀武扬威和攻城掠地的胜利场面。记者写道，随着天空机飞俯冲轰炸，浓烟笼罩了敌人阵地，菏泽城內燃起冲天大火来。早已跃跃
试的坦克队部开始出击“044”号坦克一马当先，炮筒⾼⾼扬起，钢铁履带扎扎转动，开⾜马力直扑敌阵。记者不惜铺陈许多溢美之词来美化略侵军：河边君从炮塔里露出半个⾝体来，坚毅有力的脸被仇恨怒火燃烧着，就像英勇赴死的⽇本武士一样。他真是宇都宮⾼中的骄傲啊…飘扬着太旗的坦克像下山猛虎…云云。
这篇刊登在⽇本《每⽇新闻》上的战地报道完全以略侵者的眼光视角和感情立场为我们展示那场发生在大半个世纪以前的攻城战斗。场战呈现一边倒之势，⽇军坦克不断击溃试图抵抗的敌人步兵，机烈猛扫
，大炮不停开火，而敌人手中的步对坦克本不起作用，所以他们除了失败逃跑别无出路。记者写道，战斗只持续几小时就结束了，空气中到处漂浮着淡蓝⾊的硝烟，据说⽇本坦克手已经习惯这样快速的突击战术，他们管消灭敌人叫作“打猎”车长一面呼昅田野的新鲜空气，一面从容不迫地指挥杀猎物。
我从国中出版的史书中查到，公元1938年5月14⽇，⽇军攻陷菏泽，守军第二十集团军第二十三师进行了顽強抵抗，师长李必藩中将、参谋长⻩启东少将英勇殉国。一位曾在第二十集团军作战部任职的抗战老人对我说，⽇本人的进攻决非轻易得手，他们当然是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才占领菏泽城的。
尽管⽇本记者大肆渲染略侵军的所谓重大胜利，我们还是不难从“笔武士”的战地报道中发现实真
场战的冰山一角。记者写道，当⽇本军旗在残破的菏泽城头猎猎飘扬时，他惊讶地得知敌方战死者中竟有一位手持步的支那将军，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国中人的决死精神赢得⽇军的尊敬，指挥官下令把尸体还敌方。记者为此得出结论说：虽然战死的支那将军像个武士，但是他的部下却很怕死，我相信这是敌人必然失败的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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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下令向派遣军发出报捷电。
本来一旦占领菏泽城，第十四师团即告胜利完成任务，因为按规定山东地面是第二军的作战范围，土肥原只是临时渡河来支援而已。但是没容他
过气来，司令部里电话铃声大作。
土肥原拿起话筒，立刻“嗨”地绷直⾝体，脸上的惊讶表情将一对金鱼眼撑得滚圆。他听出来对方并不是派遣军那帮装腔作势的参谋幕僚，甚至也不是他的直接上司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而是那个以独断专行著称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內寿一大将。
寺內总司令是个来头很大的上级，他出⾝于⽇本显贵的寺內家族，其⽗寺內正毅为⽇本第十八届內阁首相，他本人曾任內阁陆军大臣，连当朝的近卫首相也要让他三分，所以飞扬跋扈常常令下级敢怒不敢言。此刻总司令的声音听上去十分傲慢，他无需征求下级意见，再次下达一道出人意料的简短命令；放弃菏泽，立即向南转进，切断陇海铁路。
据最新报情，徐州当面的薛岳兵团正沿陇海铁路筑起多道战线与⽇军对峙，他们⾝后便是被称作“兵家必争之地”的开封和郑州，那里囤积有更多中军国队随时准备进行支援。至此土肥原方才如梦初醒，他明⽩总司令的意图显然是要将第十四师团作为一支奇兵，从侧背长途偷袭中原地区，切断陇海铁路，堵住薛岳兵团退路。土肥原不由得感到一阵气紧。因为如果达到上述目的，敌人北方防线便名存实亡，夺取开封、郑州犹如探囊取物，问题是第十四师团必须孤军深⼊数百里，单独对抗十倍以上的国中大军。更重要的是，他将面对的中原之敌不再是那些不堪一击的杂牌军，而是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央中军精锐兵团。这简直是个狂疯和不可思议的赌注啊！但是他不敢对抗总司令的意志，只好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师团是…单独转进吗？
总司令当即给予肯定回答。
土肥原⾝体晃动一下，有些站不住了，他知道此前东京大本营有令在先，华北派遣军不得逾越徐州以西战线，而总司令却命令他长途奔袭数百里外的陇海铁路，须知越权进攻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于是他只好婉转地表示说：据卑职所知，中原至少有数十万敌军啊！
总司令立刻毫不留情地敲打这个前特务机关长，他冷冷地说：阁下害怕支那人吗？怪不得阁下行动迟缓，不希望是这个原因吧。
土肥原后背上立刻渗出冷汗来。
他从总司令话中听出了一种威胁的意味来。在华北派遣军中，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同总司令寺內寿一的尖锐矛盾已是公开秘密，第十四师团隶属第一军建制，土肥原是香月清司的老部下，是公认的“香月派”如果总司令迁怒于他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如今第十四师团渡过⻩河立⾜未稳，如果一旦未能达到目的或者遭遇意外失利，岂不等于授人以柄，这个“擅自越权进攻”的罪责难免落到他的头上。于是土肥原绝望地抗辩说：请允许卑职向第一军司令官请示吧。
总司令大怒，在那一头申斥道：混蛋！这是阁下在接受派遣军总司令的命令吗？你听着，如果第十四师团不能完成任务，阁下将被立刻召回东京。
电话挂断。
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很快得知此事，他两次向派遣军提出议抗，均遭驳回。此时军司令官权力已经被架空，他甚至指挥不了自己的部下，而土肥原则明智地选择了服从。战后出版的《大本营陆军部》载：华北派遣军两次命令第一军增调第十四师团主力东进，协助第二军进攻，但第一军未予执行。土肥原指挥官…冒着被追究越权责任和敌人围攻的风险去发动一场新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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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沦陷，敌人逞凶，菏泽淹没在一片⾎泊之中。
数百被俘官兵被敌人驱赶到一座空地上集中，一个挎战刀的⽇本大佐带着翻译官噔噔地走过来，连比带划地吼叫一通，可惜那些硬梆梆的⽇本话俘虏听不懂。翻译官是个猴脸湾台人，讲一口蹩脚的国语，他把大佐的话翻译过来，大意就是皇军天一亮就要出发，去进攻驻守山东的支那军队。大太君说，你们这些俘虏，统统都要转移到城外去。
俘虏一听就炸开锅，⽇本鬼子所说的转移就是要将他们赶到城外去杀屠，敌人此类暴行数不胜数。俘虏⾼声议抗：我们不走！死也要死在城里面！
翻译官叽叽咕咕地讲了一阵，大佐就发火了，翻译官赶紧翻译说：大太君说，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有什么资格死在城里？你们要是像个真正的军人，为什么不死在场战上？
俘虏立刻怈了气，他们听懂⽇本军官的话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死在城里的人必须是战士，而不是俘虏。第二是俘虏不值得尊重，他们将像口牲一样被任意杀屠。⽇本兵涌上来，明晃晃的刺刀一阵
捅，将俘虏強行赶往漆黑一片的城外去。
时值立夏，经过一冬生长的麦子正在进⼊灌浆成期，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像啂汁一样香甜的小麦气息。很快俘虏发现，押解的⽇本人并不太多，看守也不十分严密，加上天空没有月光漆黑一团，让人们重新开始燃起生存的希望。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死逃跑，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只要挣脫绳索的束缚像鱼儿一样游进黑夜的大海，⽇本人再凶恶也是枉然。有的俘虏率先行动起来，他们悄悄挣脫捆绑，眨眼工夫就钻进路边的庄稼地不见了。更多俘虏受到鼓舞，争先恐后地开解绳索，然后飞快地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夜⾊中。等到⽇本人发现俘虏队伍像火炉上的冰块一样迅速融化时，那些幸运的逃亡者已经不知去向。残暴的⽇本人杀了来不及逃跑的俘虏，当凄厉的声和受难者的咒骂惨叫渐渐平息下来，大佐军官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诡异和満意的微笑，然后下令收兵回城。
一些俘虏终于逃回自己人阵地，他们的生还简直是个奇迹，更重要的是俘虏为中军国队带回来一个重要报情，那就是敌军即将对山东境內的第二十集团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个报情受到前线指挥官的⾼度重视，立即上报上级和战区总部。
几个小时以后，武汉大本营获悉⽇军这一重要动向，总参谋部除命令第二十集团军⾼度戒备严阵以待外，同时还命令郑州第一战区往山东方向调动兵力，随时准备支援第二十集团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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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本出版的陆军战史证实此事，称第十四师团故意放走俘虏去向中军国队报告⽇军进攻山东的假报情。原来这是诡计多端的土肥原玩弄的一个花招，他出派一支小队部向山东境內做出大张旗鼓的佯攻姿态，而师团主力则偃旗息鼓地朝着数百里外的中原腹地隐蔽疾进。
1938年5月中旬，一支⽇军快速队部忽然出现在河南民权地面上，随即与守军发生战斗。⽇军接连占领民权县城西北的野
岗、石楼、楚庄寨和內⻩集等地，其前锋推进至距离民权火车站不⾜千米的李家集。在⽇本指挥官的望远镜里，一条乌黑的铁路已经隐隐可见，而火车拉响的汽笛声则像嘲⽔一样在暮舂的豫东大地上涌来涌去，刺着⽇本人的贪婪胃口和野心。
通大动脉陇海铁路近在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