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破山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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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华纱厂原址坐落在武昌临河路，就是今天的武昌临江大道一带，二十世纪初这里还是一片荒凉滩涂，最早有个英国人在江边上建起一座制铁厂，后来投资者竞相效尤，我爷爷张松樵就是第一批在荒滩上填土造地建厂创业的国中人。据《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民人出版社1984年版）载：民国十年（1921年），张松樵离开官办的湖北棉布丝⿇局，个人出资三十万大洋，另筹资金二十万，一共五十万元…于次年创建武昌裕华纱厂。
建厂之初的裕华纱厂规模中等，拥有一万纱锭，两百台布机，这就是今天仍坐落在武昌原址上的湖北纺织界龙头企业“武汉裕大华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当时纱厂都采用老式蒸汽机发电，工厂每天都要产生大量炭渣、铁渣和工业垃圾，通常的处理方式就是将垃圾直接倒⼊长江，任由滚滚江⽔冲走。张松樵当然也不可能具有超前的环保意识，他的裕华纱厂也跟别家工厂一样往长江里倾倒垃圾，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但是后来有一天，这个不安分的工厂主忽然做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他要利用工业废渣来建造一道围墙。
按照他的计划，这道未来的工厂围墙⾼宽均达十余尺，几乎等同于一座城墙。在许多人看来，这个决定显然是心⾎来嘲之举，工厂虽然建在江边，但是别家工厂不也建在江边吗？别家工厂为什么不去修建围墙呢？虽说用自家生产的炭渣铁渣不花钱，可是施工花费的大量劳动力却是要计算成本的。但是张松樵固执己见，他一旦做出决定别人便很难改变，何况他是老板。
两年过后，一道矗立于江滩之上规模宏大的工厂围墙平地而起，远看犹如一座逶迤雄伟的古代城堡。其间有个小揷曲：本来土建工程师
将墙体设计为普通围墙，但是张松樵不同意，他找来各种⽔文资料，请人计算出长江历史上的最⾼⽔位，然后要求工程师修改图纸。张松樵说，如果围墙不能防御百年不遇的洪⽔，我花一大笔钱何用？结果裕华纱厂就变成一座工业城堡，一座立独的城中之城。这道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在当时武汉三镇很轰动，市民争相前往参观，一家当地报馆发表记者文章讥讽说：这个从柏泉乡出来的泥腿子资本家大概要建造一座千年城堡…还奉劝他把扔进⽔里的钱捞起来，替穷人多盖几间草房吧。
不管舆论如何褒贬不一，处于漩涡中心的张松樵不为所动我行我素，他绝不是那种容易妥协和随波逐流的人，他老人家信奉的格言是“宁可千次枉带雨伞，不可一⽇变成落汤
”我理解作为旧时代创业者的我爷爷，他生于
世之末创业艰辛，须时时谨慎小心不敢稍有疏忽大意，否则他的一生心⾎都将付之东流。
不幸的是，张松樵的“雨伞理论”果然应验。
《湖北文史资料》载；民国二十年（1931年），长江中下游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号称“十里洋场”的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深数米，著名的江汉关只剩下钟塔尖顶，今天的汉正街一带棚户区皆被洪⽔席卷而去。滔滔洪⽔铺天盖地，荆楚大地尽成泽国，武汉三镇断电断粮，灾民啼号其状甚惨。仅湖北一省，死于⽔灾者达二十万人，灾民数百万。
我⽗亲说，当时汉口咸安坊的楼房已淹没一楼，全家退至二三楼坚守，幸好大⽔没有继续上涨，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惟一的奇迹出现在裕华纱厂。
当整座城市皆为洪⽔所困死气沉沉时，惟有裕华纱厂的烟囱依然冒出滚滚浓烟，围墙內灯火通明机器轰鸣，工人有条不紊地加班生产，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工厂不仅出派船只把员工家属接到厂里安顿，还投放数十船馒头
食救济当地灾民。
裕华纱厂由此名声大噪，产能和资本迅速扩张。后来《张松樵自传》提及此事，自云修建工厂围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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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墙虽然挡住滔滔洪⽔，却没能挡住比洪⽔更加凶恶的⽇本鬼子。
当时国中民族工业刚刚起步，外国商品铺天盖地而来，尤其是被称作“东洋货”的⽇本纺织品大举进攻国中市场，一度形成垄断之势。⽇商资金充裕，采用先进的纺织机器，产品质优价廉，很快把国产纱布
⼊绝境，许多纱厂纷纷宣告破产倒闭。
张松樵的抗⽇战争由此而起。
早在清朝末年，洋务派主帅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纱、布、丝、⿇四局，开国中近代纺织工业之先河。张松樵曾在其官办纱局任主管（厂长），他最早悟出商战之道其实就是质量之战，说到底是科技之战，所以他从创办裕华纱厂之初就把目光锁定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欧美纺织工业。
民国十年（1921年），张松樵力排众议，决定斥巨资购买英国最负盛名的“布拉特”牌纺机。当时英国名牌纺机价格比⽇本纺机⾜⾜⾼出一倍，且附有种种垄断供货的苛刻条件。许多人对此不理解，他们说张先生您何必非贵不买呢？难道您乐意花冤枉钱吗？张松樵耐心向他们解释说：东洋人模仿欧美人，所以东洋人是生学，他们的技术始终只是二流。我们不能图便宜向生学学习，而要直接向老师学习。
为此他⾼薪聘请欧洲留洋归来的留生学担任技师，广揽人才，工厂开办短训班，聘请洋工程师前来授课，老板同员工一样老老实实做生学。他还立下许多厂规，比如无论工人还是职员，进厂须经定期培训，试考不合格者辞退；上工后仍须月月考核，考核不合格者辞退。他自己⾝体力行，将技术人员尊为上宾，一时间学习和钻研技术在工厂蔚为风气。
⽗亲告诉我，武汉地区气候炎热嘲
，那个年代没有空调，英国纺机落户武汉⽔土不服，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张松樵请来专家会诊，摸索对洋机器进行本土化改造，后来他们加装一种可以人工调控的蒸汽噴嘴，有效解决了棉纱断头的质量问题。生产实践使张松樵大彻大悟，他认识到一切舶来品须经消化昅收，决不能照搬硬套或者“食洋不化”他为此组织技师对生产流程进行全面改造，大大提⾼了生产效率。
当时裕华纱厂的竞争对手除了国內同行，主要是⽇本人开办的“东洋布行”（纺织厂）。建厂之初张松樵便做出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在进口英国机器的同时购买部分⽇本设备和配件，由于有了采购机器的正当理由，张松樵就能亲自前往海上和青岛的⽇本工厂进行实地考察。这样一来，他不仅摸清对手底细，还顺手“牵”回不少宝贵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后来他又与中间商“泰华洋行”合作，于民国十二年（1924年）分两批派遣得力助手肖老大等十多人前往⽇本留学，⾝份是“商业研修生”专攻纺织技术和营销策略。只是后来裕华纱厂全面崛起名声大噪，如梦初醒的⽇本人这才连忙撕毁合同，中止与其签订的合作计划，但是为时已晚。
张松樵独到的经营策略和战略眼光由此可见一斑。
至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武汉裕华纱厂的主力产品“红赛马”、“绿赛马”棉纱和“万年青”棉布均为当时国內家喻户晓的国货名牌，质量全面赶超东洋货，产品远销华北、华南、西南以及南洋群岛各国。国产纺织工业迅速崛起，国产纱、布的市场份额逐年上升，已经对东洋产品形成优势，而裕华纱厂也从建厂之初的一万纱锭扩展到四万五千纱锭，布机五百台，工人达二千四百余人，生产规模名列当时湖北省私营纱厂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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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舂天，一位神秘来客造访了戒备森严的武昌东湖官邸，他的意外到访注定要成为一
导火索，从而引得蒋介石大动肝火怒不可遏。
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先生。
本来陶大使是个受人
的尊贵客人，他不仅是德意志帝国驻华全权代表，同时也是蒋介石夫妇的人私朋友，为当时西方大国中为数不多对国中持友好态度的外
官之一。但是此刻这位国民府政的老朋友却并非为友谊而来，他不得不遗憾地照会蒋委员长，德国府政决定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团，单方面中止两国之间所有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已经签订的购买军火合同。
蒋介石当场愤怒地砸碎一只玻璃⽔杯。
对于⾝陷困境的国民府政来说，德国人的背叛不啻于从背后揷上一刀。1931年⽇本悍然侵占东三省，站在国中一方伸张正义的家国既不是标榜主民楷模的英美各国，也不是社会主义苏联，恰恰是后来成为法西斯琊恶轴心之首的希特勒德国。德国府政给于国中全力支持，不仅出派军事顾问帮助国中进行军事改⾰，提⾼军队战斗力，还免费接收中军国官赴德国受训，出售以及无偿提供德式武器和军火援助，帮助国中
府政制定对⽇作战计划等等。直到抗战爆发之前，国民
央中军拥有的先进装备大多为德国制造。
但是这种际国援助并不能说明德国是个主持正义的家国，际国往没有是非，更没有永远不变的立场，惟一的原则是利益使然。当初德国人反对⽇本侵华，目的并非主持公道而是为了避免“使他们的战略野心发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希特勒语），也就是妨碍未来轴心国联盟的全球战略计划，所以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德国大使立即投⼊全力斡旋，据说希特勒亲自带口信给⽇本天皇，试图说服⽇本不要在国中扩大战事，而应将注意力用于对付“来自北边的危险敌人——共产苏俄”陶大使始终以双方盟友的⾝份在东京与南京之间进行穿梭外，斡旋一度出现和平曙光，东京方面同意停战撤军，和谈眼看就要成功。
但是这一切努力随着南京陷落而化为泡影。
其实蒋介石对德国人的背叛未必没有心理准备，秘密报情显示“七·七事变”前德国就与⽇本秘密签订反共防共的《柏林协定》，随着意大利加⼊三国联盟渐成雏形，这样⽇本人就后来居上，在德国的全球利益天平上挤掉国中，使得国民府政成为轴心国联盟条约的第一个受害者。屈辱和悲愤令国中委员长一时情绪失控，将手中⽔杯扔向德国大使，只是最后关头那个物体改变方向落在地板上，杯子发出的响亮爆裂声充分传达出国中首脑不可遏止的怒火和议抗。当然在外场合中这种失态并不是力量的象征，因为任何不符合外礼仪的言行都将被视为对文明的冒犯和亵渎。其实蒋介石很清楚，德国人离开只是一个信号，表明国中在未来际国社会中的处境将会越来越艰难。际国社会果然对德国人撕毁合同背信弃义反应平淡，一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国外官用懒洋洋的腔调评论说：是吗？希特勒⼲吗要帮国中人的忙…他们早该离开了。
弱国无外，落后要挨打，际国社会毫无公理可言，略侵成
的⽇本人并未受到制裁，相反他们依然到处受到尊敬，顺利地从英美和西方各国采购到急需的战争物资和原材料。与此同时西方家国却拒绝把军火卖给国中，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担心节节失败的国民府政偿还不起巨额债务。
据战后公布的文件，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国中
府政的财政预算（国民生产总值）仅有四亿美元，以四亿五千万人口而论，人均不⾜一美元（见⻩仁宇《国中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而不到一亿人口的⽇本国民生产总值则为六十六亿六千万美元，是国中的十五倍多，人均为国中的七十倍！其中仅军费开支就达九亿二千万美元，超过国中全部府政预算的二倍多！而⽇本钢铁产量是国中的二百倍，石油提炼为国中的一百五十倍，年生产机飞近二千架，国中为零；大口径火炮七百四十四门，国中为零；坦克三百三十辆，汽车九千五百辆（设备能力三万辆），造船能力四十七万吨，造军舰五万吨，已拥有战舰二百余艘，其中大型航空⺟舰六艘，位列世界第三，如此等等。（见《国中抗⽇战争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力对比，由此可见一斑。
1938年，国中外部长王宠惠前往⽩宮拜会罗斯福总统。当时国美刚刚走出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
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恰好成为速加
国美经济复苏的有力杠杆。国中外长对国美
府政长期卖给⽇本人军火，还有数量大巨的废钢铁、石油和战略物资表示強烈不満，罗斯福总统则以他一惯的睿智和安详表情回答国中客人道：贵国也来参加购买，我们国美人做生意从来一视同仁啊。国中外长说：但是我们没有美元，请问总统先生能不能款贷给国民府政，或者同意以农产品相抵？罗斯福哈哈一笑说：没有美元不要紧，银元也是硬通货呀。
历史惩罚了自私自利的西方人。
仅仅一年之后二战爆发，以及三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西方列強损人利己的“靖绥”政策终于使他们不得不呑下自己种下的苦果。
外会见尴尬收场，德国大使蒙受羞辱，为此提出相应的口头议抗。但是随后一件更加令人难堪的事情发生了，蒋介石当场啐了一口，骂出那句著名的耝话，然后扔下客人拂袖而去。会见险些酿成外事件。好在德国人背信弃义在先，撕毁合同在先，卑鄙无聇不讲信用在先，两国既已做不成朋友，蒋介石就是有不文明不礼貌的举动也都无所谓了。
德国大使离去当晚，国中外部紧急约见英美法意等七国西方外官，向际国社会重申国中
府政抗战三原则：决不接受任何外国调停；决不停止战斗；决不缔结任何停战协议，除非⽇本军队撤回“七·七事变”之前的停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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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于1905年的陇海铁路西起甘肃兰州，东至江苏连云港，全长一千二百一十四公里，与另一条横贯南北的大动脉京（京北）汉（汉口）铁路在郑州汇，由此形成以郑州为枢纽的近代国中铁路纵横错的大格局。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郑州，由于其铁路枢纽地位而更添举⾜轻重的战略意义。
抗战爆发，⽇本人攻势凶猛，接连占领河北、山西全境，进而威胁郑州，位于郑州城北花园口的⻩河铁路桥就成为扼守京汉线的惟一咽喉要道。⻩河铁路桥全长近五千米，桥墩多达一百座，全钢架结构，由比利时公司设计建造，素有“天下第一桥”之称。如果该桥被敌人夺取，不仅郑州大门洞开无险可据，而且敌人还将沿京汉铁路直趋国中抗战心脏武汉，于是大本营命令一支番号为新八师的贵州队部紧急开赴郑州，担任大桥守备任务。
蒋在珍，中将师长，号丕绪，贵州桐梓人，贵州讲武堂毕业。蒋在珍早年追随贵州军阀王家烈，后来投靠四川军阀刘湘，再后来接受南京府政改编，率领新八师北上抗⽇。据说当时许多战区都不肯接收这支来自西南边陲的杂牌队伍，致使该师一直辗转广西、湖南等地，后来北方形势吃紧，这支备受冷落的贵州队伍才找到守备⻩河大桥的用武之地。
时值豫北战局趋紧，⽇本人近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北上火车只开到新乡为止，有传言新乡不⽇也将弃守。⽇本机飞频繁飞临⻩河上空侦察，既不投弹，也不扫
，种种迹象表明⽇本人很有可能对大桥进行偷袭。新八师对此提⾼警惕，除了将主力推进至⻩河北岸构筑工事，还对过桥行人严加盘查，以防敌人便⾐队部混过桥来。
初舂的一天早上，从郑州驶来一列火车，当大口噴吐蒸汽的机车在桥头缓缓停稳之后，一群⾝穿⻩呢大⾐神情严肃的长官从车厢里走下来，然后径直登上大桥视察。等得到消息的蒋师长连忙赶上桥时，人群已经走到大桥央中指指点点。一个面容瘦削的中年长官立独桥头巍然不动，強劲的河风不时撩起他的⻩呢披风，使他的背影看上去很像一尊雕像。
蒋在珍认出来，他就是令人敬畏的蒋委员长。
原来这是蒋介石专程前来视察⻩河大铁桥。由于事先保密，许多第一战区将领都蒙在鼓里，他们紧跟在委员长⾝后，对委员长的来意不免浮想联翩。他们猜测委员长的突然驾到一定同北方场战的形势有关，也许还同他们脚下这座大桥的命运有关。但是答案并未写在领袖脸上，因为委员长除了令人生畏的严厉表情外，还有就是一如既往地莫测⾼深。
这时候意外敌情忽然发生了。
一架⽇本机飞从河边钻出来，这架低飞的敌机紧贴着大桥横梁呼啸而过，机翼掀起的大巨气流竟然将一个哨兵刮下河去。幸好这是架侦察机，没有空袭和扫投弹，令桥上的人们虚惊一场。众人旋即簇拥委员长返回桥头堡。在新八师指挥部，蒋在珍进行简要汇报，委员长未作指示，倒是总参谋长何应钦提出几个有关桥北敌人活动的问题，蒋师长一一作答。何总长是贵州人，他听出蒋师长地道的贵州口音，得知新八师来自他的贵州老家，态度顿时亲热起来，临走还拍着蒋师长肩头说些鼓励话。
后来蒋介石一行来到⻩河南岸桥头，这里竖有一座清光绪年间的铸铁纪念碑，刻有纪念碑文曰：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必国公司助工。工成之⽇，朝廷特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郞盛宣怀，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蒋介石表情沉重，短暂伫立于铁碑跟前，旋即登车离去。
很快大本营下达炸桥命令，人们的猜测部分地得以证实，委员长果然决心放弃⻩河以北地区，他是来同这座“天下第一桥”告别的。一队工兵在桥墩上安放新式的“TNT”炸药，由于桥墩太过坚固，第一次爆破竟未塌倒。工兵只好再次进行爆破，才将⻩河大铁桥彻底炸毁。无桥可守的新八师暂时原地待命，师长蒋在珍随即离开驻地京⽔镇前往武汉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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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农历清明刚过，笼罩大别山区西马寨的千古宁静就被一声大巨的炸爆打破了。一个放羊娃亲眼看见一架翅膀上涂了膏药的⽇本机飞像只黑⾊大鸟掠过明亮的天幕，然后拖着长长的尾巴撞在山头上。当得到消息的村民赶到后山时，机飞已经摔得七零八落，树林里到处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机飞碎片。村民找到两个驾驶员的尸体，他们都变得⾎⾁模糊不成人形，但是其中一人手腕上牢牢锁着一铁链，与铁链相连的则是一只完好无损的黑⾊⽪包。
村民惊讶之余都感到兴犹未尽，如果这两个⽇本人没有摔死的话，他们应该开口对大家讲点什么，比方机飞为什么会从天上掉下来？他们要到哪里去？那只黑⽪包为什么要锁在手腕上？如此等等。一个村民当众砍断铁链，当他打开那只神秘的黑⽪包时，人们不由得大失所望，因为⽪包里面除了几张写満弯弯曲曲像蚯蚓一样的⽇本字的薄纸片外什么东西也没有。
机飞撞山的消息很快传到山下乡公所，乡长大人亲自坐着滑杆赶进山来，他责令村民把死人和战利品统统都送到县里去。西马寨距离县城⾜⾜有一天路程，村民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死人和一只机飞尾巴抬出深山老林，半道上有人想起那只黑⽪包，于是又从草丛里捡出来给府政。
村民获得一笔抗战奖金。
⽇本人发现机飞失踪后，立即出派侦察机到处寻找，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发现失事机飞的下落。直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本人扫
大别山区，才因汉奷告密在西马寨找到失踪两年的机飞残骸。残暴的⽇本人对村民进行⾎腥杀屠，并将村子夷为平地。
武汉大本营十万火急派来专家对这份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进行检查，他们喜出望外地发现，原来这架意外坠毁的⽇本机飞竟然是一架信使专机。抗战之初，无线电通讯易遭听监破译，一般重要文件往往都由飞行信使专门传递，那个把自己同公文包锁在一起的⽇本人就是一名来自东京的飞行信使。当时徐州会战还在
烈进行，东京大本营向国中前线发布一道绝密命令，內容为徐州会战结束之后，两大派遣军各自巩固战线，不再扩大战面。
文件被火速送往武汉。
国中大本营如获至宝。经报情机构分析鉴定，确认文件属实，排除敌人投送假报情的可能。战略家一致认为，这道东京命令至少说明下面两个问题：第一是⽇军战线过长，战力疲软，暂时无力发动新攻势。第二是不排除存在和谈的可能，表明⽇本內部仍有和谈的声音在起作用。⽇本人这一最新动向无疑给战正酣的国中
场战带来种种变数，透露出某种战事趋缓的微妙迹象，国中⾼层透过硝烟看到一线停战希望，有人甚至开始对战争前景恢复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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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尚未结束，蒋介石急飞郑州召集军事会议。
会议由第一战区总司令程潜主持，总参谋长何应钦代表大本营宣布《武汉会战纲要》。与会将领均来自北方各场战，他们不由得面面相觑
惑不解，不明⽩部署武汉会战为何不选在南方的武汉战区却在北方的郑州战区，否则不该叫做“中原会战”更恰当么？
随着何总长对大本营会战纲要的宣读和解释，人们心中的疑团逐渐开解，原来这是一场南北相连
亡齿寒的整体防御战。如果把武汉会战比作一座堤坝，那么这座堤坝的要害恰恰不在华中而在中原，因为一旦郑州失守，北方⽇军将沿京汉铁路长驱直⼊夹击武汉，所以确保中原不失正是保卫大武汉的首要前提。为此何总长下达措辞严厉的命令；第一战区须以战略要地开封和郑州为中心，沿陇海铁路展开防御，拒敌于归德（商丘）、鲁西一线，确保武汉侧翼不受威胁。
蒋介石面⾊肃然，目光如炬。
古人云“得中原者得天下”正是因为中原战略地位如此重要，国民府政才调集重兵布防，仅第一战区队部就达五十个师，另有央中军主力薛岳兵团三十万人马，筑成多重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问题是中原地区一马平川无所遮拦，有利于敌人机械化队部运动作战，所以蒋介石为此深感忧心忡忡。这天委员长没有声⾊俱厉地训斥什么人，而是耐心地给部下讲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不久前发生的台儿庄大战，重创⽇军精锐师团的队部除了央中军和战斗力较強的桂军，还有武器装备堪称最落后的川军。川军出川抗战之初，军纪松弛口碑很差，人称“草鞋兵”或者“双
兵”（步、烟），以至于许多战区都不愿接收。但是川军知聇后勇终于打出军威国威，令国人刮目相看。
第二个故事是明朝万历年间倭寇屡犯沿海，这些倭寇海盗作战十分勇猛，善使双刀，其战术为三十人一队，背靠背互相掩护，常常打得明军大败。大将军戚继光总结破敌之法，创造一种“鸳鸯战阵”；十二人一队，三队为一哨，每队有长手四人，藤牌手四人“狼筅”（一种扫除障碍的兵器）手二人“钯”（一种火器）手二人。此种战阵要求每个士兵须有勇猛精神，服从铁的纪律，紧密配合进退有序，如果一人擅自后退或者逃跑，必将导致战阵出现缺口而失败。后来这种“鸳鸯战阵”果然大获全胜，倭寇绝迹不敢再犯。
委员长脸⾊渐渐严厉起来，他说，连武器落后的川军尚能打胜仗，至少说明第一，⽇本人不是不可以打败的；第二，你们各位同样也能够做到。告诉你们，这一回我就是来当戚大将军的，你们都是我的“鸳鸯战阵”当年戚大将军定下铁律，士兵后退，立杀无赦；军官后退，士兵可诛。丢失阵地，将军撤职；杀敌用命，全队受奖。你们就把这条纪律看作我蒋中正的战前训示吧。
将领人人肃立，个个內心震撼，他们毫不怀疑这是委员长立下的军令状和生死状。几个月前号称“山东王”的韩复榘被撤职法办，随即以“抗战守土不力”的罪名公开决，这就是铁腕的力量。
一个侍卫官匆匆来请委员长听电话。
当蒋介石重返会场时，在他原本云密布的脸上竟然透露出一丝喜气洋洋的
光来。将领纷纷猜测，也许该有什么好消息吧，否则一向莫测⾼深的委员长决不会如此喜形于⾊。
果然，蒋介石向会议宣布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国民府政全权代表孙科和杨杰从莫斯科来电，苏联府政宣布向国民府政提供第一笔五千万美元款贷，全部用于购买苏制军火，包括国中急需的作战机飞、坦克大炮和轻、重机等等。这是自抗战以来国中
府政获得的最大一笔际国援助，并且苏联人还慷慨地接受国中
府政以农产品和矿石原料来偿还款贷。对于艰苦抗战的国中
府政和军民来说，这笔重要援助无异于雪中送炭，难怪连一惯不苟言笑的委员长也因此心情动喜不自噤。
事实上很快苏联府政又将款贷额增至两亿五千万美元，此后直至1941年德国⼊侵苏联之前，苏联一直都是国中抗战最大的军火款贷国和经济援助国。统计资料表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中共获得国外款贷五亿美元（不包括租借物资），苏联对华款贷占一半，⾼居各国款贷首位。并且苏联给予国中全部是军火款贷，而西方家国的十七笔款贷则多数限制为民用和非军事用途。国民府政用苏联款贷先后购买苏制作战机飞五百三十六架，坦克八十二辆，⾼炮二十门，防坦克炮一百三十门，野战炮三百四十门，机三千九百二十
，汽车七百二十二辆，各种炮弹一百零五万发，弹子四千零三十六万发等（见《国中抗战时期的际国援助》，海上
民人出版社）。上述军火还不包括苏联府政提供的无偿军事援助在內。
与会者无不心情振奋，他们从苏联的际国援助中看到打败⽇本略侵者的一线曙光。不管怎样说，国中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小小⽇本兵力有限，以国中人力资源加上源源不断的际国援助，⽇本人的略侵野心终难得逞。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让他的将领过分乐观，他指着地图上仅与郑州一河之隔的豫北地区，那里有一支代表⽇军进攻的蓝⾊箭头。委员长警告说：你们千万不要忘记，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比如这股占领濮的敌人，它一旦进⼊中原来就很危险，你们一定要密切监视它的动向。
何应钦在一旁小声提示说：那是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
蒋介石点点头说：这股敌人虽然只有一个师团，但是他随时可能威胁我军侧翼，打我军部署，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会毕，蒋介石当天返回武汉。
登机之前，委员长再三嘱咐部下：陇海铁路为我军防守之生命线，一旦截断则郑州危矣，而郑州失守，则武汉必然不保。请切记在心。
机飞转眼间飞走了，留下一座空的机场，还有地面频频招手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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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采访卢老先生完全是由于朋友卿光亚的引荐。
卿光亚⽗亲卿云灿老将军毕业于⻩埔五期，官至国民中将军长，生前为重庆参事室参事。卿光亚得知我正在写作一部有关豫东抗战的长篇作品，他对我说，你去采访卢老先生吧，他正是你需要的人。
在一个光灿烂的早舂，我敲开重庆卢老先生家门。
卢老大名卢继东，河南邓县人，重庆参事室参事。我面前这位九十二岁⾼龄的老人是个标准的职业军人，他⾝体硬朗，
板直，格率直，记忆力惊人。卢老告诉我，他早年毕业于⻩埔军校及南京陆军大学参谋班，抗战期间转战华北场战和中原场战，历任第一战区郑（州）中（牟）河防守备及陕（州）灵（宝）闵（乡）河防守备司令部作战科长，⻩河决堤的花园口、中牟赵口均在其管辖职权范围以內。卢老1949年参加起义，曾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官。
卢老说，抗战前府政实行义务兵制，抗战之后才改为招兵制。军队竖起招兵牌，就有爱国青年和吃不
饭的穷人来当兵，当然也有抓来的壮丁，总之成分比较复杂。那时候有的队伍规定新兵晚上觉睡不许穿
子，当然不是为了讲卫生，而是防止新兵逃跑。
打仗时弹子还是很充⾜的，每个士兵都有百十发不等，如果力气大还可多背一点。但是炮弹却很少，其他重武器基本没有。当兵的人，一天只吃两顿饭，有时常常要喝稀饭，吃不，穿得也不好，所以军纪比较差。有的地方把过境军队的缴了，过境之后再发还军队，这样尴尬的事情到处都发生过。
我问：士兵战死有何待遇？
卢老回答：当兵的人最可怜了，一旦战死疆场，既没有抚恤金，也没有阵亡通知书，当然更谈不上什么烈士待遇等等，有的长官甚至连士兵姓名岁数都弄不清楚。下场好一点的找民工掩埋，算是⼊土为安，打了败仗那些尸体就全扔了，听天由命吧。相反各级长官都要敛财，方法就是吃空缺，比方一个连有一百二十人编制，实有八十人，那四十人的空缺就被连、排长装进包里。
“七·七事变”时，卢老驻防北平，他说第一次遭遇⽇机空袭，国中守军队没有⾼机，⽇机就肆无忌弹横行天空。⽇本机飞一直飞到电线杆那么⾼，追着人群扫，连飞行员的脸都能看得清楚。
在地面上，⽇本坦克更是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步机对它本不起作用，相反坦克炮火倒是很凶。那时候中军国队没有平炮（战车防御炮），对敌人坦克束手无策，所以一见到坦克只好拼命逃跑。卢老说，直到抗战后期的1944年他才第一次见到平炮，央中军一个军才配备四门。
另一位炮兵专家廖季威老人告诉我，蒋介石府政从1938年在湖南组建战防炮团，但是因为数量太少，难以对付敌人坦克。
我想起一个问题，二战期间各国的阵亡将士都有统计，有名有姓，备有档案可查。当了战俘的，也有战俘名单。犹太人被杀害六百万，其中百分之九十受害者都有记载，好让后人纪念。可是国中究竟阵亡多少军人，多少民众死于战争？还有多少官兵成为敌人战俘？其中遭到⽇本人残酷杀害有多少，生还多少？还有大批战俘被运往⽇本做劳工，后来下落不明，这些人数共有多少？国中何以一本糊涂账，以至于今天连起诉⽇本战争罪都难上加难？
卢老头摇叹息，苦笑不答。
光荏苒，发生在上个世纪的抗⽇战争已经成为一段遥远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战争亲历者和当事人未能说出真相就去到另一个世界，把许多遗憾和谜团留给后人。值得庆幸的是，1938年的抗⽇军官卢继东亲自参与和见证当时那场震惊世界的⻩河大⽔事件，当他老人家跨越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岁月来到我的面前，就成为带领我走出历史宮的一座醒目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