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
我从幼年离开小西山故乡后,经常活在病痛、转学和灾难之中。在南京虽曾有炉边幸福时⽇,但妹妹降生、⽗⺟颜,转眼都如暑花凋谢。我家随着流亡生学颠沛流离半个国中,从西南山路来到重庆,刚⼊市区,中山中学就有师生五人被⽇机炸死,战争与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之后七年,轰炸宛如随着⽇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但重庆是我们流亡的终点,中山中学走了五百里,在自流井大庙静宁寺安顿、复学,弦歌岂止未辍,流亡途中更收留一些新加⼊的湖南、广西、贵州生学和四川的本地生。
我⽗亲在重庆四德里祖屋恢复东北协会(负责训练东北地下抗⽇工作,由府政资助,一九四六年东北光复后解散),但落脚不久,房子即被炸毁。⽗亲托人在沙坪坝镇外找到两所平房,一所住家,一所作协会办公用,后来《时与嘲》编辑部亦设于此。
在离开南京整整一年间,我们奔跑了半个国中的土地之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爸爸带着我坐车由重庆上清寺出发,送我去上学。
我们沿着嘉陵江往上走,车行大约二十公里,过了小龙坎不久,在一片⻩土坝子上,远远地出现一群红褐⾊大楼,在稀疏的树木中相当壮观——那就是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在这里六年,我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心智开展,奠立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格。
⽇本人占领东北后,以天津⽇租界为基地,积极地向华北伸展略侵的魔掌,数年间,天津的南开中学和大学透过行游呼喊自強,号召爱国抗⽇。校长张伯苓先生(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年)深知局势危急,战争只是早晚的问题,因此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觅地建立分校,由沙坪坝乡绅捐地。各界捐款盖校舍,第一年即招收了一百六十名生学。芦沟桥开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
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一九三七年海上失守后,国民府政在十二月一⽇正式迁至战时首都重庆。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长。
张校长创业立世全靠坚強的爱国精神,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在我成长的六年中,留给我非常温暖的印象。他长得很⾼,约有一百八十几公分,体型又大又壮,不胖,肩膀很宽,长年穿着长袍,戴一副有颜⾊的眼镜,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大壮硕的他阔步地在校园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机轰炸多么烈猛,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坚信国中不会亡。
想想在一百二十年前,幼年的他随着浪迹各地私垫教学的⽗亲到义学辗转读书,生活是何等辛酸!因此。他从小知道教育的重要意义。
十三岁时,考取官费的北洋⽔师学堂,他听得懂启蒙思想家创校的理想:当年清廷维新派的严复、伍光建等人和一些自英国留学归国的年轻军官,引进西方思想与新知,希望建立強大的现代海军,为国雪聇。这种奋发图強的志气,影响了他一生。
张校长在北洋⽔师学堂的年纪正是我在南开中学的年纪,我在校六年,听他在周会讲过多次的故事也成为我终生的记忆。
一八九四年,他由⽔师学堂毕业时,正逢中⽇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连一艘可供生学实习的船都没有了。一年后,勉強派到“通济轮”上见习,竟是目睹甲午场战威海卫由战胜国⽇人手中移给英国人占领的场面。他在自己家国的领海上眼睁睁地看着国帜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旗,隔一⽇改悬英国旗。
他在晚年回忆当时“悲愤填,深受刺…念家国积弱至此,苟不自強,奚以图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一九四四年《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他怒忆当年“士兵上⾝穿一坎肩,前面写一“兵”字,背后写“勇”字,⾐服非大必小,不称体,面⻩肌瘦,精神委靡,手持大刀,怀一(烟,菗鸦片用)慢呑呑地走出来,将⻩龙旗(清朝)降下。旋英军整队出,步伐整齐。精神奕奕,相形之下,胜败可知。”
这样的羞聇使他深受刺,更因为看到怠惰无知的一般民众,既无纪律和敬业精神也不知国难当头,故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教现代知识、教爱国。他毅然决然离开海军,一心办教育,一九0八年,由氏家馆扩大到天津南开(捐得校地在天津西南城角,名南开)中学。建校之前,他曾两度前往⽇本参观各类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当时不満三十岁的他,満腔热⾎,誓为教育新国中的弟子献⾝。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一七年他已四十一岁,竟决心到国美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劝他“你已功成名就,⼲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读书!”甚至说“这个脸你丢得起,我们感到丢不起。”他还是去了,认真研究、见习,做了许多流活动,实验主义思想大师杜威也是他的老师。回国后,他创设南开大学。
抗⽇战争之初,⽇本人恨他发起爱国活动,炸毁南开。当时蒋委员长公开宣称,南开为国牺牲,有国中就有南开。”将南开与北平的北大、清华合为西南联大,在
昆明设校,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大学。
抗⽇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与张校长荣誉博士,一九四八年胡适和十一位国美学者合撰thereisanotherchina一书贺他七十岁之成就。此书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汇编,哥大CroWnPress出版,中译为《另有表现的国中》,意指藉由南开精神看到在政治军事动不宁的年代,尚有另一个国中在⽇益进步,充満了⾼瞻远瞩的理想。
自一九0四年只有七十五个生学到他一九五一年逝世为止,张校长一直用強烈的情到处演讲,鼓励“国不亡,有我!”的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说了半个世纪!那五十年间,国中的灾难有种种的新面貌。外侮与內煎并存。抗⽇胜利,
从重庆回到故乡天津,老病⾝的他仍在国共之战中呼号和平合作建设国中。七十五岁那年去世,临终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南开中学和大学在天津原址复校。
张校长的⾝影永远留在生学心里。在沙坪坝那八年,他住在校內宿舍,每天早上挂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生学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服够不够,吃得不?南开的生学都必须住校,在他想,这些孩子都是⽗⺟托给他的,必须好好照顾。他那时不知道,他奋斗的心⾎都没有⽩费,他说的话,我们数万生学散居世界各地都深深记得,在各自的领域传他的薪火,永恒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