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李敖)
一九七五年四月六⽇的清早,我在蒋介石的黑狱里朝⾼窗外望,看到噤子牢头——所谓“班长”们——臂戴黑纱,我心里纳闷:“不知哪个外国元首死了?”那时候我已近五年不准看报,消息闭塞,对外面发生的事,所知有限。偶然听到点新闻,也只能瞎猜,不得其详。两三个小时后,牢门打开“放风”十分钟,我问秦姓班长:“你们戴黑纱⼲什么呀?”他面露悲戚,偷偷告诉我:“老总统死了。”我闻之窃喜。回到独居房后,即唱暗号歌告诉难友刘辰旦:“老八王蛋死了!”
我生在一九三五年,今年六十岁。六十年间的一半岁月,都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而这一半岁月,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岁月。不幸的是,我却被蒋介石拦住,只能落荒而走,难以大道之行。四十岁生⽇前夜,我在牢房里,躺在蜈蚣与⽩蚁出没的地板上,构思我的小说——《京北法源寺》,就想到小说中的主角康有为,正该影我自己;而另一主角西太后,正该影蒋介石。《京北法源寺》后来分别在台北、京北出版,其中李十力对康有为的一段话,正是借古讽今的样板:
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因他们拦路所造成国中的损失,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这就是说,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国中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团的另一个罪恶,是他们除了耽误国中现代化的时间以外,又拆下了大烂污,使别人在他们当政时和当政后,要费很多很多的⾎汗与时间去清场、去补救、去翻做、去追认、去洗刷、去清扫、去还债、去平反冤假错。这就是说,他们祸国的现遗症和后遗症非常严重,说耝俗点,就是你要替他们做过的“擦庇股”他们做拦路虎于先,又到处拉便大于后。…你正好为这一局面做了证人…
这也许是宿业,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她专制、她毒辣、她手段⾼、她有小集团拥护、她运气一好再好、她长寿、她…一辈子罩住你。…你的整个青舂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舂已去,你老了…
西太后统治国中四十七年,蒋介石和她一样,也统治了四十七年(最后二十六年在湾台),他们的祸国殃民,既长且久,但就深度广度而言,蒋介石实凌驾西太后。蒋介石活了八十九岁,寿比乾隆皇帝,是国中历史上最长寿的独裁者,他躬逢现代新旧替之盛,集旧式帮会实务和新式科技统治于一⾝,为患国中,也就更烈。对这样一个人,理应有像样的专题研究,以至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糟糕的是,在他的生前死后,我们都看不到有这样的传记出现。原因在对蒋介石的看法,长久以来,已陷二分,不⼊于杨,则⼊于墨,捧之者誉为“民族救星”并不实史料以褒之;骂之者斥为“窃国大盗”并想当然耳史料以贬之。蒋介石固然十⾜“窃国大盗”但不断以想当然耳史料来对付他,却是违反求真法则与证据法则的。从六十年前左派言论对他的丑诋造谣,到六天前湾台报刊说他二二八时下过“格杀勿论”的手令,都犯了想当然耳的⽑病。这样子骂蒋介石,其实骂不到要害。
一年半前,蒋介石的孙子章孝慈,礼贤下士、亲来我家,请我去东吴大学教书,并隐约表示我是蒋家统治时代的受难者、被害人。我听了,对他直说你也是受难者、你也是被害人,甚至比我还有严重的部分——至少我的⺟亲还健在,而你的⺟亲却死得不明不⽩。我虽然受难、被害,但我手写我口,我还说得出来;但你不能“⼲⽗之蛊”一切就只好“为亲者讳”了。章孝慈坦⽩表示:他一直对记者否认他是蒋家后代,直到他哥哥章孝严先承认了,他才只好承认。这种有苦说不出,岂不是受难之首、被害之尤吗?
我虽然又受难又被害,但我会“自力报复”报复的方法就是专题研究我的敌人,并且一波又一波的写出真相。十年来,我写了《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本专题研究的书,编了《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本专题研究的书,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不过,美中不⾜的是,尽管在专题研究上如此辉煌,但在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上,我却始终未能着手,思念起来,不无遗憾。
这一遗憾,终于由好友汪荣祖的倡议、合作,最后得以解决。
汪荣祖比我小五岁,在台大历史系比我晚两班。我在台大毕业后做预备军官一年半,退伍考研究所,与荣祖的太太陆善仪同班。他们后来都去了国美。他们同班四年,止于同学,没有料到在域外缔为佳偶,三十年来恩爱不衰,在学业上更是相得益彰。荣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得博士,现在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做资深教授,曾任师大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美中学术流会访问学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海上复旦大学访问教授等职。他在文史领域內博学驰骋、著作宽广,《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康章合论》、《章太炎研究》、《晚清变法思想论丛》、《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SearchforModernNationalism:ZhangBinglinandRevolutionaryChina”、《学林漫步》等著作,都是他学贯中西古今的文证。五年前,我在《汪荣祖〈章太炎研究〉序》里说:“台大历史系老同学汪荣祖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者。在我眼中,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环顾国中,两者兼具的,荣祖要列前茅。”正因为荣祖有这些⾼迈的品质,当他提议与我合写一部《蒋介石评传》,我就欣然追随。
由于我希望在蒋介石死掉二十周年之⽇出版,借以雷霆万钧之势做盖棺后的定论,因此写作时间,不过一年。而这一年之间,荣祖课余之暇,搁下其他研究工作,全力以赴,本来约好从旁襄助的我,却闪在一旁,看似偷懒,私下的理由也有一二:理由之一是我要荣祖放手去人尽其才,把他推到第一线,榨取出他私下研究蒋介石的全部家当,他多年前曾有写作“THEGEMOUNMASKED:ChiangKai-shek,1887—1975”一稿的计划,对蒋介石的论定,原亦有成竹在;理由之二是本书正文由荣祖执笔,我的主要工作是配图、配史料,但一年下来,正文已近五十万字,已満预定字数,我的配史料工作,决定另成《蒋介石评传补注、引用与主要参考书目及索引》一册,将来并于书后,以期完整。所以,可以这么说:本书论定蒋介石虽已“围标”功成、“钻勘”备至,但在配史料方面,尤其在配新出史料方面,自有待与⽇俱新。我曾跟荣祖说:“我们的评传出来,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论定出结论的境界,纵使新史料出来,也只能更印证我们结论的正确,而不能推翻我们的结论。”荣祖和我能达到这种境界,也正显示了两人的功力所在。
本书的完成,陆善仪始终其事,功成不居;张锦郞、刘显叔寻访秘本,嘉惠良多;吕佳真独任编校,躬亲细务,荣祖和我特别感谢他们。
最后要特别申明的是,以李敖对蒋介石的憎恨,立论是否客观,或启人疑窦,我的答复是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的一段话:
虽然在情绪上,我对蒋介石深恶痛绝——我是伍子胥;但在行文上,我却有历史学家的谨严,全凭证据来“诛奷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我是沙尔非米尼(GaetanoSalvemini)。沙尔非米尼是意大利历史学家,他因反对大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Mussolini)的法西斯权政⼊狱,但他⽇后下笔写墨索里尼,却凭证据来说话,教人心服口服。
正因为我有这种情理分明的自信,我才敢与荣祖联手,写这样一部学术著作;正因为我有这种深恶痛绝,我才愿在垂老之年仍不放过蒋介石,写这样一部复仇之作。我在《京北法源寺》里写李十力对康有为说: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对我说来,这本书的完成,象征的,的确是个全面的结束。——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同时也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页。——他死了,但我青舂已去,我老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在国中 湾台